草原。草原大使馆内，主司邵学一刚刚送走了一批客人。草原大使馆成立以来，邵学一利用各种手段，拉拢周围的部落，又通过在草原上的政治操作，分化瓦解反对大明的联盟。现在的邵学一，俨然是...“加征市舶税？且须缴纸钞？”朱翊钧指尖叩在御案边缘，一声轻响，如珠落玉盘，却带着试探的迟疑，“苏师傅，此举若行，恐伤海商之心。东南诸省，自嘉靖以来，赖海贸为生者何止百万？若骤然加重税赋，又强令以新钞结算，岂非逼其倒向倭人，或私相授受，愈演愈烈？”苏泽不答，只从袖中取出一册薄册，封皮素净，墨题《万历七年闽浙海舶抽分实录》。他双手捧呈，内侍忙接了递上。朱翊钧翻开，第一页便是户部福建清吏司所报：隆庆六年十二月至万历七年正月，泉州、福州、漳州三港共验放赴倭商船三百七十二艘，其中载生丝者一百八十六艘，载棉布者一百四十九艘，载铁器瓷器者三十七艘；而同期由倭国返航之船，计二百九十四艘，所载货物除硫磺、铜锭、倭刀外，竟有白银六十三万两——皆以银元、银锭、银判混杂，无一用新钞。更触目者，在附页“抽分折色”栏下，密密麻麻列着各船所缴税银折算明细：凡纳银者，按市价九五折换算；凡纳新钞者，竟按面值一比一折收，且额外加征“钞引厘金”二分——即每百贯新钞，另缴二贯作纸钞流通管理费。而翻至末页汇总，朱翊钧瞳孔微缩：三港合计征银税五万四千余两，折钞征税仅三千一百贯，不足十分之一。“陛下请看，”苏泽声线沉稳，如尺量寸，“非是朝廷不愿征钞，实是海商不肯纳钞。非是倭人拒钞，实是海商暗通倭商，以银易货，再以银换钞——钞未出京师，已先在海上贬值。此非倭人之顽，乃我朝法度悬于半空，而根基未固之症。”朱翊钧合上册子，静默良久。窗外风过松枝，簌簌如细雨。他忽然抬眼：“苏师傅，你此前教朕‘经济’，言‘利者，势之所趋，非力之所迫’。今倭人拒钞，海商违令，可是因我朝之势，尚未压过彼处之利？”“陛下圣明。”苏泽颔首，目光灼灼，“势者，非单指兵锋之锐，亦在货殖之脉、钱粮之流、人心之向。石见银山已归我有，倭人铸银判粗劣，成色不足六成，而我大明银元精工细作，纹饰清晰，火漆钤印，伪不可仿。然则，倭商宁用劣银，不用良钞，为何？”他缓步上前，取过御案上一方青玉镇纸，置于朱翊钧手边：“陛下请看此玉。温润坚实，价值不菲。然若有人持玉入市，欲购米十石，市人必问：此玉何价？可兑银几何？若无人肯认其值，纵美玉在握，亦不过顽石一块。新钞今日之困，正在于此——它尚未成为天下人眼中‘可兑、可信、可恃’之玉。”朱翊钧指尖摩挲玉面，忽而一笑：“所以，不是要逼倭人认玉，而是要让全天下人都知此玉真价？”“正是。”苏泽躬身，“臣请陛下颁三道旨意。”“第一道，即日诏告天下：凡大明境内，官府支给、军饷发放、盐引茶引、漕粮折色，一律专用新钞；凡民间田宅买卖、典当契约、讼状呈递，悉以新钞为本位，银钱折算，须依户部每月初一颁行之《钞银比价告示》为准。违者，契书不入黄册，讼状不予受理。”朱翊钧眉峰微扬：“此举，是断绝银钱流通之途？”“非也。”苏泽摇头，“是令新钞落地生根。银钱仍可市易，然若欲与官府交易、立契存证、诉诸公堂，必经新钞之门。久而久之，百姓便知，新钞非虚纸，乃通天之阶、立身之凭。”“第二道，”苏泽再进半步，“敕令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巡抚、市舶提举司，自三月起，凡自倭国来航之船，无论商贾、使节、僧侣，凡载货入口者，市舶税一律加征三成，且限三日内缴清；缴银者，按当日户部告示折钞，折损二成；缴新钞者，免折损，反赐‘信义商引’一面，持引者，三年内赴吕宋、安南、暹罗诸港，免征一成关税。”朱翊钧眸光一亮：“以利导之？”“以利锁之。”苏泽声音渐沉，“‘信义商引’非虚名。臣已命户部、工部会同倭银公司，于三月十五前，在泉州、宁波、广州三港设‘新钞通兑局’。凡持引者，可凭引至局中，以新钞兑银，不收折耗，反补半厘手续费——此非朝廷贴钱，乃借倭银公司之资，行信用背书之实。倭商若欲得此引，必先纳钞；海商若欲获此利，必先储钞。钞流如水，自有其道。”朱翊钧呼吸微促，手指无意识叩着玉镇纸：“第三道呢？”苏泽垂眸，一字一顿：“敕令锦衣卫南镇抚司、东厂理刑百户，即日起彻查东南沿海七十二港，凡查实勾结倭商、私贩白银、拒纳新钞、伪造钞引者，不论官民商贾，主犯斩立决，家产抄没充作新钞准备金；从犯流三千里，充屯卫苦役十年。首告者，赏银五百两，擢为市舶司书办。”暖阁内一时寂静。连檐角铜铃被风吹动的微响都清晰可闻。朱翊钧凝视苏泽，少年天子的眼中，再无半分稚气，唯有一片幽深如古井的审视。良久，他缓缓起身，绕过御案，亲自取过笔架上一支紫毫，蘸饱浓墨，在苏泽呈上的奏疏空白处，挥毫写下朱批：【允。三道旨意，即刻拟诏。内阁票拟，不得稽延。钦此。】墨迹未干，朱翊钧将笔掷入笔洗，溅起几点墨星：“苏师傅，朕还有一问。”“陛下请讲。”“若三道旨意颁行之后，仍有倭商聚众鼓噪，海商串联罢市，甚至有倭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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