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赴礼部抗议，称我朝‘失信于商、苛政虐民’，当如何处之？”苏泽神色不动，只从容从怀中取出另一份文书——封皮上赫然是《倭国诸大名近年岁入考》。他轻轻推至御案一角：“陛下，倭国非铁板一块。今之织田信长，以尾张一隅起家，数年之内横扫近江、美浓，今已剑指京都。其麾下商人，多倚赖我朝生丝棉布为军需之本；其对手浅井、朝仓诸氏，亦仰我铁器瓷甲以固城防。我朝新钞之难，不在织田，而在其敌。若织田得钞，便可于其领内广设‘钞会’，以钞购粮、募兵、铸炮，而其敌无钞，则粮秣难集、军心涣散——此非我朝逼倭，乃是倭人自相倾轧之机。”他顿了顿，目光如刃：“故臣请陛下，密谕朱翊钧，着其暗中联络织田信长亲信商人，许以‘首开钞市、独占生丝专营’之权。钞行于织田领，即为织田之钞；钞阻于浅井境，即为浅井之弱。我朝不言战，而战已在商；不发兵，而兵已在钞。待织田以钞成势，浅井必求我援；待诸大名争相纳钞以争利，倭国朝廷纵欲禁之，亦如逆水行舟，力竭而溃。”朱翊钧怔住。他望着苏泽，仿佛第一次真正看清这位师傅——那并非儒臣的温厚，亦非能吏的精干，而是一种近乎冷酷的、俯瞰棋局的清明。他忽然想起去年冬至，苏泽带他登万寿山观星，指着北斗说：“天枢为柄，天璇为杓，然若无天玑、天权四星为基，杓不能转，柄不能引。”彼时他只觉玄奥，此刻方悟：所谓“基”，正是这无数人视而不见的货殖之流、银钱之息、人心之向。“原来……”朱翊钧低语，声音轻得几不可闻，“朕学的从来不是如何管人，而是如何管住这天下人的手与心。”苏泽深深一揖：“陛下，治大国若烹小鲜。火候太急，则焦；火候太慢，则生。新钞之政，不在雷霆万钧，而在绵绵不绝。今日加税，明日设局，后日查奸，看似琐碎，实则如春雨润物，无声而蚀石。待三月之后，京师新钞已成市井日用，东南海商已惯钞引通行，倭国织田已奉钞为军国重器——那时，纵有千般抗议，万般鼓噪，亦不过秋后蝉鸣，徒增聒噪耳。”朱翊钧长长吐出一口气，胸中郁结尽消，反升一股酣畅淋漓之气。他转身步至窗前，推开槅扇。初春的阳光泼洒进来，将御案上那方青玉照得通体生辉，温润中透出凛然不可犯的坚毅。“传旨。”他声音清越，如金石相击，“着内阁、户部、工部、锦衣卫、东厂，即刻会衔拟诏。三道旨意，三日之内，务必誊黄颁行。另，着中书门下五房，自即日起，专设‘钞政司’，孙涛兼领司务，凡涉新钞推行之事，直奏御前，不必经内阁票拟。”窗外，一只白鸽掠过琉璃瓦檐，翅尖挑破澄澈天光，振翅南去。同一时刻，苏州织造府后园，赵令娴正指挥婢女将新采的早樱枝条插进青瓷瓶中。她忽而抬头，望向南方天际，唇角微扬：“夫君啊……这回，怕是要把整个江南的银库，都搬进你的手提箱里了。”京师西市，一家新开张的“通宝斋”钱庄门前，几个倭国商人围在告示栏前，对着新贴的《钞银比价告示》指指点点。告示最下方，一行小字墨迹犹新：“凡持新钞至本斋兑银者，即赠‘苏记云锦’手帕一方——内绣‘信义’二字，双面皆同。”为首倭商眯起眼，从怀中掏出一枚崭新的大明银元，又摸出一张簇新纸钞，反复比对。纸钞上龙纹隐现，水印随光流转，背面“大明通宝”四字篆体，竟似活物般微微浮动。他沉默片刻，忽然用生硬汉语道：“这个……比银元，还重。”身旁同伴嗤笑：“重？纸片能有多重？”倭商却缓缓将银元收回，将纸钞仔细叠好，收入贴身内袋，只留下一句：“重，是重在手里。是重在……心里。”此时，千里之外的堺港码头，朱翊钧站在一艘刚靠岸的福船甲板上，海风猎猎，吹得他袍角翻飞。他手中捏着一封刚拆的密信——来自织田信长麾下重臣津田宗及的亲笔，信末盖着一枚朱砂印章，印文是四个汉隶小字：【信义永固】。朱翊钧将信纸凑近鼻端，深深一嗅——墨香之下，竟有极淡的、新焙龙井的清气。他笑了，笑容里再无半分商人式的焦灼，只有一种棋逢对手的了然。他转身对身后倭银公司伙计道：“去告诉堺港所有钱庄，三日后，‘通宝斋’堺港分号开张。开张之日，凡携银元前来兑换者，一律按面值兑钞，并赠‘信义锦帕’——帕上所绣，不是‘信义’，是织田殿下的家纹。”伙计愕然：“老爷，那……那不是帮织田打广告？”朱翊钧眺望远处海天相接之处，海平线上，一抹帆影正破浪而来，桅杆顶端，一面崭新的、绘着金龙腾云图案的旗帜，在朝阳下烈烈招展。“不。”他声音平静，却如惊雷滚过海面，“是帮大明，把旗，插进倭国的心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