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开张，头一个走进来的病人，不是附近的邻居，也不是从前的熟客，而是李吉甫。
他比当年老了不少，鬓角的白发已经漫过了头顶，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背脊却直得和从前一样。
他在条凳上坐下，把手腕搁在诊脉桌上，用一种和十年前一模一样的语调说：“先生，头疼，睡不着，开几副药吧。”
张卫国看了看他，什么也没说。他坐下来给他把脉，然后起身配药，把药包好，递过去。
“先生，”
李吉甫又开口，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
“这十年，跟着我东奔西跑，你后不后悔？”
张卫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把药包往前推了推，说了一句：
“三碗水煎成一碗。”
李吉甫接过药包，点了点头。
他没有再问，站起来走到门口。
阳光从他背后照进来，把他整个身形映成一个黑色的剪影，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京城见。”他说。
张卫国在药柜前站了很久，才慢慢地坐回椅子上。
窗外，长安城的春天正一寸一寸地渗进泥土里。
巷子口的柳树开始抽芽，嫩绿的芽尖在日光下微微发亮。
他忽然想起十年前那封只有六个字的信，去明州，送个人。
时间一晃就是十年。
十年前他只打算送一程，结果送到了现在。
十年前他问自己，你在史书之外挤出来的这些时光，到底改变了什么？
他还是不知道。
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背上药箱，跟着这个人继续走。
长安的冬天比淮南冷得多。
西北风从渭河上刮过来，裹着细沙和枯草屑，灌进西市的每一条巷子，吹得那些挂在屋檐下的灯笼摇摇晃晃，有几盏被吹灭了，天亮时只剩下光秃秃的竹骨在风里打转。
张卫国的药铺门口挂了一面厚布帘子，是入冬后新换的，用粗麻绳系在门框上，风大的时候帘子被吹得一鼓一鼓的，像有人在后面一下一下地推。
铺子里生了一个炭盆，炭火不旺，刚好够暖手。
张卫国坐在诊脉桌后面，手里捧着一碗热茶，热气从碗沿上袅袅升起，被窗缝里钻进来的风吹得一偏一偏的。
他老了。
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比十年前多了许多，眼角的纹路像刀刻的一样深。
他的手还稳，给人把脉的时候四根手指搭在腕上，不抖不晃，只是指关节比从前粗了些。
那是常年碾药、捣药、握药杵磨出来的茧子结了又消、消了又结的痕迹。
这些年他跟着李吉甫从长安到明州，从明州回长安，从长安到淮南，又从淮南回长安。
来来回回，跑了大半个大唐。每到一处开个药铺，走的时候把铺子交给徒弟，回来再重新开张。
他药柜最上面的那个抽屉里，攒的东西越来越多。
明州带回来的干荔枝壳、淮南码头上捡的一块雨花石、李吉甫用过的旧笔架、几片不知从哪次送别时捡的枯柳叶。
还有一张泛黄的纸，上头是李吉甫十年前写的六个字，去明州，送个人。
小邓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记不住药材名字的少年了。
他如今二十多岁，个子长高了不少，人也沉稳了，只是偶尔还会把川贝母和浙贝母弄混。
张卫国不在长安的时候，他就守着这间药铺，给西市的老街坊们看病抓药。
张卫国回来后，他仍旧在旁边打下手，师徒俩的默契和十年前一样，只是话还是不多。
这天上午，张卫国正在教小邓认一味新收的羌活，门口厚重的布帘子被人从外面掀开，冷风呼地灌进来，差点把炭盆里的火星子吹起来。
李吉甫弯腰走进来，官袍外面裹了一件黑色的大氅，领口缀着一圈灰鼠皮，上面沾着几片没化完的雪花。
他的脸被冻得有些发白，嘴唇干裂起皮，但眉眼之间有一种按捺不住的锋锐之气，像一把被磨了一个冬天、终于要出鞘的刀。
他在条凳上坐下，把手伸到炭盆上烤了烤，开门见山：
“先生，皇上今天召我议事，议的是淮西。”
张卫国把羌活放进药柜里，关上抽屉。
淮西——这两个字在后世的史书上被反复提及，是元和中兴的关键一战，也是最艰难的一战。
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后，其子吴元济不经朝廷任命便自领军务，随后出兵袭掠周边州县，把战火烧到了中原腹地。
宪宗下诏讨伐，但打了两年，诸道兵马互相观望，战事毫无进展。
朝堂上主和派的声音越来越大，主战派面临的压力一天比一天重。
李吉甫和武元衡，是主战派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