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父母都配当父母的。
这句话像一根针，精准地扎进我心里最疼的那个点上。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很多画面。六岁那年我考了全班第一，拿着奖状跑回家，父亲正在教弟弟骑自行车，看都没看我一眼说“放那儿吧”。十二岁那年我发高烧烧到四十度，母亲在麻将桌上不肯下来，是邻居阿姨把我送去的医院。十八岁那年我考上大学，全村人都来贺喜，父亲喝醉了酒说的第一句话是“以后你弟上大学的钱就靠你了”。
二十二岁我毕业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全给了家里，母亲数钱的时候笑得合不拢嘴，说“还是养闺女划算”。
划算。
她用了“划算”这个词。
眼泪又流下来了，我发现自己这两天变成了一个很容易哭的人，像是之前二十九年攒下的眼泪终于找到了出口。我翻了个身，打开手机，翻到一张老照片。照片里我大概四五岁，扎着两个羊角辫，站在一片油菜花田里笑得眼睛眯成缝。这张照片是我从老家带出来的唯一一张，因为那是我记忆里唯一一次真正开心地笑。
拍照的人是我外婆。
外婆在我七岁那年就走了。她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颖颖啊你要好好读书走出去，别像外婆一样一辈子困在这个地方。那时候我听不懂，现在懂了，懂得五脏六腑都在疼。
手机突然震了一下。
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一行字：“田颖你他妈把咱妈气住院了你知道吗！”
我盯着屏幕，心脏猛地缩紧，手指条件反射地就要拨回去——二十九年的肌肉记忆，改不掉的。但我在拨出前停住了，因为我看了一眼发消息的号码，那不是田浩的手机号，是他女朋友的。
他女朋友发的，用“咱妈”这个词。
我慢慢地放下手机，慢慢地深吸一口气，慢慢地数自己的心跳。一分钟八十二下，比正常快一点，但还在可控范围。我打开通讯录，找到老家派出所的电话，拨了过去。
“你好，我是田颖，身份证号是——我想查一下我母亲赵秀兰今天有没有在县医院的挂号记录。”
电话那头敲了一阵键盘，然后回复我：“没有查到赵秀兰女士今天的挂号记录。”
果然。
我挂掉电话，把那条短信截图保存，然后把这个号码也拉黑了。
做完这些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手不抖了。
不是不害怕了，是害怕到了极致之后反而生出一股奇异的平静，像暴风雨中心的那一小块晴空。我翻身下床，打开笔记本电脑，新建了一个文档，开始写辞职信。不是因为我想辞职，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家里的风暴会越卷越大，我不想让公司再被我牵连。周姐对我好，我不能让她难做。
写到一半我又停住了。
不对。
凭什么？
凭什么我要辞职？我什么都没做错，我在公司勤勤恳恳干了三年，业绩考核年年优秀，就因为我的父母来闹了一场我就要灰溜溜地走？凭什么每一次他们犯错都要我来承担后果？
我把辞职信删了。
然后打开另一个文档，开始整理这些年的转账记录。每一笔，从三年前到今天，从三百到三万，一条一条从银行流水里复制出来，整整齐齐地列在一张表格里。总数加出来的时候我倒抽了一口冷气。
四十七万八千六百块。
三年，四十七万八千六。
平均每个月一万三，是我月工资的近两倍。超出的部分是我做兼职挣的，周末给人做报表、晚上接代写文案、节假日去展会当礼仪，那些累到站着都能睡着的日子换来的钱，一分都没留在自己手里。
我把这张表截图发给了周姐，附了一句话：“周姐，如果有一天我需要证明这些东西，您愿意帮我作证吗？”
三分钟后周姐回了我四个字：“随时可以。”
那天晚上我睡了三年来最沉的一觉。
但该来的还是会来。
三天后，我正在会议室做汇报，手机在口袋里震得发烫。我没接，继续讲ppt。等我从会议室出来，未接来电已经攒了二十三个，分别来自七个不同的号码，有老家的座机，有田浩的新号，有我三舅的，还有几个我根本不认识的。
微信上更是炸了锅。
家族群里我妈发了一条长语音，我点都没点就知道内容是什么——哭诉我不孝，哭诉我忘本，哭诉我见死不救。下面跟了一排亲戚的回复，有的骂我白眼狼，有的劝我妈别生气，有的说让我舅来省城“把我绑回去”。
只有我小姑说了一句不一样的。
“二嫂，颖颖这些年给家里拿的钱还少吗？你们这样逼她是不是过分了？”
这条消息发出来三十秒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