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太懦弱了。
懦弱到不敢保护自己的妻子，不敢保护自己的女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做主。
这样的人，我恨了他三十年，现在突然觉得，恨他也没什么意思。
但我还是不原谅他。
恨和原谅是两回事，我可以不恨了，但我不会原谅。原谅是需要资格的，他没有那个资格。
又过了几天，表姐打电话来，说李建国的邻居告诉她，李建国住院了，没人照顾，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连口水都喝不上。
“他那个前妻早跑了，也没个孩子，亲戚也都不来往。”表姐说，“怪可怜的。”
“姐，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我说。
“我不是让你去看他，我就是跟你说说。”表姐说，“你要是不想去，我就去帮他请个护工，反正花不了多少钱。”
“你帮他请护工？”我愣住了，“姐，你认识他吗？你跟他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他，我就是觉得，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里，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怪可怜的。”表姐说，“你跟他有仇，我没仇。”
我挂了电话，坐在办公室里发呆。赵小刚端着茶杯进来，看见我这个样子，问：“田姐，又怎么了？”
“没事。”我说，“一个不想见的人住院了。”
“那就不见呗。”赵小刚说，“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我没纠结。”我说。
但我知道我在纠结。
下班后我没回家，去了医院。不是去看李建国，是去看我一个同事的母亲，老太太住院了，我代表厂里去探望。买了水果和牛奶，在住院部楼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一楼导诊台的护士：“有没有一个叫李建国的病人？大概六十多岁，摔断了腿。”
护士翻了翻记录，说有的，在四楼骨科，408病房。
我站在电梯口，手里提着给同事母亲的水果和牛奶，站了足足有两分钟。电梯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旁边的病人和家属进进出出的，都奇怪地看我。
最后我没上四楼，坐了电梯去六楼，把东西给了同事的母亲，说了几句客气话，就离开了。
出了医院大门，夜风吹在脸上，凉凉的。县城的大街上灯火通明，烧烤摊的烟火气飘过来，混着孜然和辣椒的味道。我突然觉得很饿，中午就没怎么吃东西，在路边摊买了两个肉包子，站在马路边上吃，一边吃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有年轻的夫妻手牵手走过的，有老人推着婴儿车慢慢走的，有学生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烦恼，自己的故事。
我的故事，在别人看来也许就是一个笑话，一个离婚三十年的女人，为了墓碑上一个名字，把前夫告上了法庭。有人会觉得我斤斤计较，有人会觉得我不近人情，有人会觉得我闲得没事干。
但我知道我不是。
那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我曾经是李家的儿媳，而是我曾经在那段婚姻里受过的所有委屈，那些不被尊重的日子，那些被否定被羞辱的时刻，那个抱着女儿站在雨夜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自己。
我要把它铲掉，不是因为我恨，是因为我想跟过去彻底告别。
判决生效后的第二十天，老周打电话给我，说李建国那边还没动静，三十天的期限快到了，他要申请强制执行。
“再等几天。”我说，“也许他会自己弄的。”
“田姐，你太心软了。”老周说。
“不是心软，是给他一个机会。”我说。
其实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是在等李建国主动来找我，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我错了”。但我也知道，他不会的，他这辈子都不会说这两个字，他不是那种人。
又过了五天，弟弟突然打电话来，说李建国出院了，坐着轮椅，请了两个人去公墓，要把碑上的名字铲掉。
“他真的去铲了？”我有点不敢相信。
“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弟弟说，“我正好路过公墓那边，看见他坐在轮椅上，指挥两个人干活。姐，你要不要来看看？”
我想了想，说好。
弟弟来接我，开车去公墓的路上，我一句话都没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看，也许是想亲眼看见那个名字消失，也许是想最后看一眼李建国，看看他现在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
到了公墓，远远就看见那块墓碑前站着几个人。李建国坐在轮椅上，右腿打着石膏，穿着一条灰色的短裤，整个人瘦得像一张纸。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深得像沟壑，眼神浑浊而疲惫。
看见我走过来，他明显愣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我没看他，走到墓碑前。那块深灰色的大理石碑上，“田颖”两个字已经被凿掉了，留下两个深深浅浅的凹坑。碑面上还有一些碎屑，工人正在用刷子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