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里安静极了，只有我急促的呼吸声和眼泪掉在桌面上的声音。
法官敲了一下法槌，让我冷静，说这是法庭，要遵守秩序。
我坐下了，但手一直在抖。
李建国始终没有看我，他的头低得更深了，肩膀微微颤抖着，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发抖。
法官又问李建国，是否同意将田颖的名字从墓碑上移除。
李建国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然后他抬起头，眼眶红红的，声音沙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我……我不能……我妈都死了二十年了，我不能动她的碑……她会不安的……”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刻我的名字？”我几乎是吼出来的，“你刻的时候没想过我不愿意吗？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他没有回答。
庭审结束后，法官没有当庭宣判，说需要合议。从法院出来，太阳很大，晒得人发晕。表姐递给我一瓶水，我喝了两口，觉得嗓子还是干的，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
弟弟说：“姐，我觉得法官会判你赢，这事理在你这边。”
我没说话，看着法院门口那棵老槐树发呆。树上知了叫得正欢，一声接一声的，好像在说“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回去的路上，表姐跟我说起一些事。她说李建国再婚后过得并不好，他娶的那个外地女人比他小八岁，结婚头几年还好，后来那女人嫌他穷，跟一个做生意的跑了，把他一个人扔下，连个孩子都没生。他一个人过了十几年，他妈活着的时候还能照顾他，他妈死了之后，他就彻底一个人了。
“听说他后来也去找过你女儿，想认她。”表姐说，“但你女儿不见他，说她没有爸爸。”
我心里揪了一下。女儿李小萌今年三十三岁了，在省城上班，结了婚，有了孩子。她从来没问过她爸的事，我也没主动提过。小时候她偶尔会问，为什么别人有爸爸她没有，我说你有妈妈就够了。后来她长大了，懂事了，就再也不问了。
我拿出手机，给女儿打了个电话。
“妈，怎么了？”她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带着点担心，因为我很少在工作时间给她打电话。
“小萌，妈跟你说件事。”我深吸了一口气，把墓碑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挂断了。
“妈。”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平静，“你告他，我支持你。那个名字不能留在那儿，那是你的名字，不是他李家的。”
“你……你不觉得妈小题大做？”我问。
“不觉得。”她说，“名字是自己的，别人没资格乱用。妈你放心，你要是需要我作证，我请假回去。”
我的眼泪又掉下来了，这次不是因为愤怒，是因为感动。
挂了电话，我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的风景。县城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安静，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像在鼓掌。
一个月后，法院宣判了。
林法官宣读了判决书，认定李建国未经田颖同意，擅自将其姓名刻在墓碑上，侵犯了田颖的姓名权，判决李建国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墓碑上“田颖儿媳”字样移除，并赔偿田颖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元。
对，一元。
这是我自己要求的，我不要他的钱，我就要他把名字铲掉。
宣判那天李建国没来，是他的律师来的。年轻律师听完判决，面无表情地说“尊重法院判决”，然后走了。
走出法院大门的时候，老周问我：“田姐，你满意吗？”
“满意。”我说，“一元钱你帮我捐了吧，捐给希望工程。”
老周笑了，说好。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名字铲掉就铲掉了，我跟李家的恩怨就彻底画上句号了。可是没过几天，弟弟给我打电话，说李建国出事了。
“他怎么了？”我问。
“他摔了。”弟弟说，“从他家楼下的楼梯上摔下来，腿摔断了，邻居送他去的医院。”
我握着电话，半天没说话。
“姐，你要不要去看看他？”弟弟问。
“不去。”我说，“我凭什么去看他？”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脑子里乱糟糟的。天快黑了，窗外有人在放广场舞的音乐，吵得很。我关了窗，屋里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刚跟李建国结婚的时候，他骑自行车带我去县城看电影。那时候县城只有一家电影院，放的还是黑白片，我坐在他自行车后座上，抱着他的腰，风吹在脸上，觉得这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也挺好的。
可是后来一切都变了。
不是因为他变了，是因为我发现，他从头到尾都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他妈说往东，他不敢往西；他妈说天上的月亮是方的，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