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用怕，”我跟它说，“我不会踢你。”
它的尾巴摇了摇，这次幅度大了些。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顶着两个黑眼圈进了办公室。盛华实业的办公楼在开发区，三层小楼，外面看着还行，里面就是普通写字间的样子。我在二楼最里面那间，门上贴着“行政部”三个字，字迹已经褪色了。
推门进去，刘姐已经到了，正对着小镜子涂口红。她比我大八岁，是部门的老员工，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管，嘴也碎。看见我就哎哟一声：“田颖，你这脸怎么了？被人打了？”
“没，没睡好。”
“我听说了啊，”她放下口红，压低声音，“你昨天订婚宴上跑了？为了条狗？”
我愣了一下。这小县城真是藏不住事，才一晚上就传开了。
“是退了婚，不是跑了。”我把包放下，打开电脑，“狗的事只是原因之一。”
“啧啧，”刘姐摇头，“你妈得气坏了吧？我跟你说，女人啊，别太犟。差不多就行了，你以为你还是十八呢？”
我没接话。这种话我听太多了，从二十四岁开始，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差不多就行了”。可什么叫差不多？差不多的意思是，你明明心里不舒服，但你要忍着；你明明觉得不对，但你要假装对；你明明想要一个最起码的尊重，但别人告诉你那不重要。
九点钟开晨会，老板赵总坐在长桌那头，翻着手机，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堆“这个季度业绩下滑”“大家要努力”“我压力也很大”之类的话。开完会他把我和销售部的孙明叫住，说有个大客户要来考察，让我准备接待方案。
“田颖，这事你负责，孙明配合。客户很重要，别搞砸了。”赵总说完看了我一眼，“听说你昨天订婚了？恭喜啊。”
“没有，”我说，“退了。”
赵总愣了一下，孙明也愣了一下。我没解释，转身回了办公室。
中午吃饭的时候，孙明端着餐盘坐到我对面。他三十出头，长得还行，就是嘴太贫，公司里人缘不错，但风评一般——据说谈过好几个女朋友，都没成。
“听说你为了一条狗退婚？”他扒了一口饭，含含糊糊地问。
“你也听说了？”
“这县城才多大？你妈昨天在李家门口哭的事，半个城都知道了。”
我筷子顿了顿。我妈哭了？她向来要强，从不当人面掉眼泪。
孙明看我脸色不对，换了个话题：“客户的事，你有什么想法？对方是宁城来的，姓顾，顾氏集团的少东家。赵总说得跟伺候祖宗似的。”
“顾氏集团？”我皱了皱眉，“咱们这小公司，人家能看上？”
“谁知道呢，说是来考察什么供应链合作。反正赵总打了鸡血一样，你方案做好点。”
我没再说话，低头吃饭。脑子里乱糟糟的，我妈的眼泪、大黄的腿、李建国的脸、刘姐那句“差不多就行了”，搅在一起，像一锅煮烂的粥。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妈来了电话。我犹豫了一下，接了。
“颖颖，”她的声音沙哑，像是哭过很久，“你回来一趟。”
“妈，我——”
“你回来。”她打断我，“你爸从工地回来了，你跟他解释。”
我爸在省城的工地上做钢筋工，常年不回家，一年也就过年见一面。他回来，说明我妈是真急了。
“好，我晚上回去。”
挂了电话，我给大黄添了水和粮，摸了摸它的头。它今天精神好了一些，能自己站起来走两步了，但还是三条腿跳。我出门的时候它看着我，没有叫，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
开车回村要四十分钟。天已经黑了，乡道上的路灯隔很远才有一盏，光晕昏黄，照着两边黑黢黢的杨树。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风灌进来，带着地里庄稼的味道。
到家的时候，堂屋的灯亮着，门开着。我爸坐在桌边抽烟，烟灰缸里已经有三四个烟头。我妈在厨房热菜，锅铲碰铁锅的声音很响，带着一股怨气。
“爸。”我喊了一声。
我爸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烟摁灭了。他比过年的时候又瘦了一些，脸上的皱纹更深了，手上全是老茧和伤疤。他今年五十三，看着像六十三。
我妈端着菜出来，一盘炒白菜，一碗鸡蛋汤，还有早上剩的馒头。她把盘子往桌上一顿，坐下来就开始抹眼泪。
“你说你，啊？好好的亲事，你给退了。人家建国哪点不好？有手艺，能挣钱，家里盖了楼，就你一个儿媳妇，你嫁过去就是享福的——”
“妈，”我打断她，“他踢狗。”
“踢狗怎么了？”我妈声音尖了起来，“狗是畜生，踢一脚怎么了？你为了一条狗，把一辈子的大事给毁了？”
“今天踢狗，明天就踢人。”
“你——！”我妈气得拍桌子，“你胡说八道！建国不是那种人！”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