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黄狗还拴在院子角落，三只脚站着，歪着头看我。它的右前腿悬在半空，微微发抖。阳光照在它身上，皮毛干枯发黄，肋骨一根根数得清楚。
我蹲下来，解开了它的铁链。
“你干什么？”李建国站在堂屋门口，脸黑得像锅底。
我没理他，牵着狗往外走。狗一瘸一拐地跟着我，铁链在地上拖出哗啦啦的声音。李婶追出来骂：“一条瘸狗你也要？拿走拿走，省得碍眼！”
我妈追上来拽我的胳膊，指甲掐进我的肉里：“你给人家道个歉，就说一时糊涂——”
“妈，”我看着她，眼眶热了，“我二十六了，不是十六。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把狗牵上了我的车。那是一辆开了五年的白色飞度，后座套着碎花坐垫，狗上去的时候犹豫了一下，趴下去的时候轻轻哼了一声，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心躺着的地方。
我发动车子，从后视镜里看见我妈站在李家门口，一只手捂着嘴，一只手在挥，不知道是让我回来还是让我走。李建国已经转身进了屋，李婶还在骂骂咧咧。阳光白得刺眼，晒得水泥地发烫。
车开出村口的时候，我眼泪才掉下来。不是因为委屈，是因为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我妈说“别太挑”，可有些事，不是挑不挑的问题。是一个人值不值得的问题。一条狗不会说话，不会告状，不会反抗，你对它做的事，就是你的良心。
后座上的狗动了动，把头搭在靠背上，湿鼻子蹭了蹭我的耳朵。
“没事，”我对它说，也对我说，“咱们走。”
二
回到县城租的房子，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那间房在老旧小区的六楼，没有电梯，一室一厅，月租六百。我牵着狗爬楼梯，它三条腿一跳一跳地往上蹦，爬到三楼就喘得厉害，趴在地上不肯动了。我蹲下来看它的右腿，膝盖那里肿了一圈，皮毛下面能摸到骨头错位的痕迹。
“得去医院。”我跟它说。
它看着我，尾巴摇了摇，幅度很小，像是试探。
宠物医院在建设路上，离我住的地方两条街。医生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姓周，看着不到三十，说话轻声细语的。他摸了摸狗的腿，皱了皱眉。
“断了至少两个星期了，没接上，骨痂都长歪了。”他抬头看我，“要重新打断接上，手术费加住院，大概三千到五千。”
我摸了摸口袋。工资卡里还有八千多，是攒着想换手机的。
“做。”我说。
周医生看了我一眼，没多问。他让助手把狗抱进去，又问我叫什么名字、狗叫什么名字。
“田颖。狗……还没名字。”
“那你给它起一个，要建档案。”
我想了想，想不出什么好听的名字。以前没养过狗，不知道起名这事这么难。最后我说：“就叫大黄吧。”
周医生笑了一下，没说什么。
大黄的手术做了两个多小时，我在外面等的时候刷了刷手机。微信上有十七条未读消息，大部分是我妈发的。前几条是语音，我点开来听，是她带着哭腔的骂声：“你个死女子，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让人家怎么说我？说我养了个神经病女儿！”“一条狗比你的婚事还重要？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后面的几条变成了文字，语气也软了些：“颖颖，你李婶说了，建国就是脾气急了点，人还是好的。”“你回来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行不行？”“你都二十六了，再挑就真剩下了。”
我没回。把手机翻过去扣在膝盖上，盯着手术室的门发呆。
门上的红色指示灯亮着，像一只闭着的眼睛。我想起李建国的眼睛，小小的，眼白有点浑浊，看人的时候总像是在打量什么。他对我好的时候什么样？我努力回忆，发现想不起来什么具体的事。他没送过我花，没说过什么好听的话，甚至连我生日都是过了三天才想起来，发了个五块二的红包，备注写着“忘了，补上”。
五块二。
我当时还觉得他实在，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现在想想，不是实在，是压根没把你放心上。
手术做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大黄被抱出来，右腿缠着白色的绷带，麻药还没完全退，眼睛半睁半闭的，舌头歪在嘴边。周医生交代了一堆注意事项：不能让它乱动，一个星期后来复查，按时吃药，注意伤口别感染。
我交了三千二百块，把大黄抱回家。它比看起来重，抱着爬六楼的时候我腿都在抖。进了门把它放在沙发上，它哼了一声，鼻子动了动，眼睛慢慢睁开，看了我一眼，又闭上了。
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大黄半夜醒了一次，大概是因为疼，呜呜地叫。我起来给它倒水，它不喝，就看着我，眼神里那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又出来了。我伸手摸了摸它的头，它愣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