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第二个周末，江城的雪终于落下来了。不大，细细碎碎的，像有人在天空撒盐。我窝在家里看剧，李恬给我打电话，说她在楼下，让我下来，说有好东西给我看。
我裹着棉袄下去，看见她站在单元门口，手里举着一条围巾。红色的，很正的红，像一团火。
“好看吗？”她围在脖子上，转了一圈，“我自己织的！”
“你什么时候学会织围巾了？”
“烘焙课的老师教的，她说织围巾能让人静下心来。”她笑得眉眼弯弯，“我织了两条，一条给你，一条给我自己。”
她把另一条递给我，也是红色的，针脚有点歪，但看得出来很用心。
“为什么是红色？”
“因为红色喜庆啊。”她歪着头，“而且红色暖。”
我接过围巾，围在脖子上。确实暖，不是毛线的暖，是心里暖。
“走，请你吃火锅。”她挽着我的胳膊，“今天发工资了，我请你吃好的。”
我们去了小区外面那家重庆火锅店，要了一个鸳鸯锅，点了毛肚、鸭肠、牛肉、金针菇。李恬吃得满嘴红油，一边吃一边说：“之前张建国不吃辣，我好久没吃火锅了。”
“他不吃辣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说吃辣对皮肤不好，不让我吃。”她翻了个白眼，“我现在才想起来，我凭什么不能吃辣啊？我又不是他的附属品。”
“说得对。”我给她夹了一片毛肚，“多吃点，把一年半的都补回来。”
我们吃到一半，李恬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屏幕，脸色变了。
“怎么了？”
“张建国。”她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不接。”
手机响了一会儿，停了。然后又响了。又停了。又响了。
李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手指攥着筷子，指节都发白了。
“接吧，”我说，“听听他说什么。”
“我不想听。”
“你不接，他会一直打。接一次，说清楚，就好了。”
她犹豫了一会儿，拿起手机，深吸一口气，接了。
“喂。”
我听不清张建国在那边说了什么，只看见李恬的表情一点一点变硬，像冬天里的湖面，从水变成冰。
“不用了。”她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那边又说了一串话。李恬的眼眶红了，但她没哭。
“你说什么？”她的声音突然提高了，“你说谁不懂事？你说谁不识好歹？”
她猛地站起来，椅子在地上划出一声刺耳的响。
“张建国，你给我听好了。我李恬，这辈子最懂事的事，就是跟你分了手。”
她挂了电话，把手机摔在桌上，坐下去，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酸梅汤。
“他说什么了？”我问。
“他说——”她的声音在发抖，“他说我不识好歹，说他对我那么好我还不知足，说我离过婚还能找到他这样的已经是烧高香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死死地咬着嘴唇，不让它们掉下来。
“田颖，他说得对吗？我是不是真的不识好歹？我是不是真的——只能找到他这样的？”
“你放屁。”我说。
她愣了一下。
“我说你放屁。”我重复了一遍，“李恬，你给我听好了。你漂亮、能干、独立、善良，你考了cpA，你有稳定的工作，你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你不是找不到更好的，你是不需要更好的。你需要的是一个配得上你的人，不是一个把你当附属品的人。”
她看着我，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真的吗？”
“真的。”
“你真的觉得我很好？”
“我不仅觉得你很好，我还觉得你太好了，好到那个人根本不配。”
她哭了，趴在桌上，肩膀一抽一抽的。火锅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红汤和白汤在锅中间隔着那块铁板，泾渭分明。
我没有劝她。有些眼泪是好的，是身体里的毒排出来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抬起头，用纸巾擦了擦脸，鼻头红红的，像个小兔子。
“走吧，”她说，“回家。”
“不吃了？”
“不吃了。”她站起来，拿起围巾围好，“我想回去睡一觉。”
我们出了火锅店，外面的雪下大了，地上已经铺了薄薄一层白。李恬走在我旁边，突然伸手挽住我的胳膊。
“田颖。”
“嗯？”
“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没跟我说‘我早就告诉过你’。”
我笑了：“那句话是最没用的。”
她靠在我肩膀上，走了几步，突然说：“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