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想起小时候，他追在我后面跑，一边跑一边喊“姐等等我”，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哇哇大哭。我跑回去把他扶起来，拍掉他身上的土，背着他回家。
那时候他多小啊，小到可以趴在我背上，两只胳膊搂着我的脖子，脸贴在我肩膀上，眼泪鼻涕蹭了我一脖子。
现在他长大了，站在舞台上，牵着一个女人的手，说要爱她一辈子。
我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茶有点苦，不知道是什么茶叶。
仪式结束，开始上菜。我低头吃饭，偶尔抬头看看周围的人。我妈坐在主桌上，笑得合不拢嘴，不停地给小曼夹菜。我爸坐在她旁边，难得地喝了两杯酒，脸红了。
田勇和小曼挨桌敬酒。到我们这桌的时候，田勇端着酒杯，叫了声“姐”。
我站起来，端起茶杯。
“姐，谢谢你。”他说，声音有点哑，“从小到大，你帮了我太多。”
“一家人，不用说谢。”
“姐，我敬你。”
他仰头把一杯白酒干了。我喝了一口茶。
小曼站在他旁边，挽着他的胳膊，笑着说“姐，以后你就是我亲姐”。
我说“好”。
他们转身去下一桌了。我坐下来，继续吃饭。大舅在旁边说“颖子，你弟有出息了”，我说“嗯”。他说“你也别太挑了，有合适的再找一个”，我说“随缘吧”。
吃完饭，我帮着收拾东西。礼金箱子里装得满满当当的，我抱在怀里，沉甸甸的。小曼走过来，说“姐，辛苦你了，回头我请你吃饭”。
我说“不用，应该的”。
她把礼金箱子接过去，转身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白色的婚纱拖在地上，裙摆上沾了一点灰。
我想说“裙摆脏了”，但没有说出口。
不是不想说，是觉得说了也没什么意义。她不会在意这一点灰的。就像不会在意我站在角落里，手里端着一杯凉茶，看着她的婚礼，心里想着——这个家，以后跟我没关系了。
婚礼结束后，我开车回市区。
五月的傍晚，天还亮着。高速两旁是大片的麦田，麦子抽了穗，绿油油的，风一吹像波浪一样翻滚。
我把车窗摇下来，让风吹进来。风里有麦苗的味道，还有泥土的味道，还有远处某个村子里传来的炊烟的味道。
这些味道混在一起，让我想起小时候。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村子最东头，院子后面有一片麦田。夏天的傍晚，我带着田勇在麦田里捉蚂蚱，他用一个塑料袋装蚂蚱，我负责捉。他胆子小，不敢用手捏，每次都喊“姐快来，这儿有一只”。我就跑过去，手一扣，捏住蚂蚱的后腿，塞进他的袋子里。
他高兴得又蹦又跳，说“姐你真厉害”。
那时候他还叫我“姐”，不是“姐姐”，是“姐”。一个字，干脆利落，像一颗糖掉在地上，清脆地响了一声。
后来他长大了，开始叫“姐”的时候带着一点敷衍，像是一个习惯了的口头禅，没有感情，只是礼貌。
再后来，他连“姐”都很少叫了。
手机响了。是我妈。
“颖子，你到家了吗？”
“还在路上。”
“哦。今天辛苦你了。”
“没事。”
“那个……礼金你记的账本，我看了。你记了八千？谁给了八千？”
“小曼家的一个亲戚，好像是她的舅舅。”
“哦。那还行。对了，颖子——”
“嗯？”
“你给的一万块礼金，我跟你弟说了，他说太多了，让我退给你。”
“不用退。给他结婚用的。”
“他说——”
“妈，不用退。就这样。”
我挂了电话。
一万块礼金。我一个月工资的八成。我知道他们不会真的退。如果真的想退，就不会说“太多了”，而是直接转账过来。
说“太多了”，只是客气。
就像田勇说“姐等我挣钱了还你”，只是客气。
我不怪他们。是我自己要给的。就像从小到大，每一次都是我自己要给的。
给习惯了，就成了应该的。
不给，就成了罪人。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上楼，开门，开灯。玄关的灯亮着，暖黄色的光照在门垫上。那只在沙发底下的拖鞋，我依然没有捡。
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沙发还是那个塌了一块的老沙发，坐上去整个人往一边歪。
我歪着坐了一会儿，忽然想起来——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过，明年会好的。
现在是明年了。
好了吗？
好像也没有。
但好像也没有更坏。
我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