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纸，”她说，“你还没还我。”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发黄的信纸，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看，忽然笑了。
“二十年了，”她说，“他写的字还是那么难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把信纸叠好，又塞回花盆底下。
“我明天早上搬进去。”她说。
“为什么？”我问。
她看着我，暮色里那张脸忽然年轻起来，像是二十年前刚到这里的样子。
“因为他在外面挣钱，”她说，“我得等他回来。”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关上窗户，拉上窗帘。那盆吊兰在窗台上，叶子绿油油的，底下压着二十年前的一张纸。
我往回走，走到巷子口，回头看了一眼。她家亮起灯来，昏黄的，从窗帘缝里透出来。
第三天上班，小刘又来了。
“田姐田姐，”她说，“周建国家的，今天早上又把花盆搬出去了。”
我点点头。
“你说她到底在搞什么？”小刘问，“搬来搬去的，不累吗？”
我说：“不累。”
小刘看着我，一脸不解。
我没解释。
有些事，解释不清的。
比如春兰为什么每天搬那个花盆。比如她为什么把那片杂草底下的秘密守了二十年。比如建国写那张纸的时候，是不是真的相信她会等他。
比如我，一个外人，为什么站在她家窗户底下，看着那盆吊兰，看了那么久。
第四天，厂里出事了。
老赵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这个月的库存报表有问题，数字对不上。
我说不可能，我盘了三遍。
老赵把报表拍在桌子上：“你自己看看，这批纸箱的进库日期，跟出库日期差了三天。这三天里，货在哪儿？”
我拿起报表看，脑子嗡的一声。
数字是对的，但日期真的错了。我写的时候没注意，把一批货的进库日期写晚了两天。
“田颖啊，”老赵叹气，“你在厂里干了五年，从来没出过错。这几天怎么了？”
我站在那儿，说不出话。
怎么了？我也不知道。自从那天早上路过春兰家门口，看见建国握着她的手说那些话，看见她搬进搬出那盆花，看见那张发黄的信纸，听见她说的那些事，我脑子里就一直乱糟糟的。
“回去重做，”老赵说，“下次注意。”
我拿着报表出来，小刘在门口等我。
“老赵骂你了？”她问。
我摇摇头。
“你别往心里去，”她说，“老赵就是那个脾气。”
我回到库房，对着电脑，怎么也静不下来。脑子里一会儿是春兰的脸，一会儿是那片杂草，一会儿是建国背着蛇皮袋子的背影。
下午下班，我没回家，又去了春兰家。
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我进来，没说话，指了指旁边的小凳子。
我坐下，看着她搓衣服。她的手很粗，指节突出，是干惯了活的。
“今天又来了？”她说。
“嗯。”
“报表的事，我听说了，”她头也不抬，“你们厂里有人跟我说的。”
我没问是谁。这村里，什么事都传得快。
“你是因为我才出错的？”她问。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是。”
她笑了，抬起头看着我：“田会计，你不会说谎。”
我看着她的脸。夕阳照在她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
“我知道你会再来，”她说，“从你那天站在我家窗户底下，我就知道。”
“为什么？”
“因为你跟我一样，”她低下头，继续搓衣服，“心里有事，放不下。”
我坐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她瘦，肩膀窄，但背挺得很直。
“你那个男人，”她忽然说，“是死了还是走了？”
我心里一紧。
“你怎么知道？”
“猜的，”她说，“你一个人住娘家，从不提男人孩子，也不见有人来看你。不是死了就是走了。”
我沉默了很久。
“走了，”我说，“十年了。”
“跟人走的？”
“嗯。”
她停下手里的动作，抬起头看着我。
“那你比我强，”她说，“我是被带来的，你是自己留下的。”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强。
那天晚上，我在她家吃的饭。她做的面条，搁了点青菜，打了两个鸡蛋。我们坐在堂屋里，对着那盆吊兰，吃面。
“建国每次回来，都给我带东西，”她说，“上次带了一件棉袄，上上次带了一双皮鞋。我都放着，没舍得穿。”
“为什么？”
她放下筷子，看着那盆吊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