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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谶纬（预言吉凶的隐语）盛行，被视为“天命”的体现。
李儒暗中指使术士散布“代汉者，当涂高”“汉室气数已尽，董氏将兴”等谶语，将董卓包装成“应天承运”的新主。
这种舆论造势，虽荒诞不经，却在迷信盛行的时代起到了一定作用，让部分观望者产生了“董卓或为天命所归”的错觉。
舆论铺垫之后，便是雷霆手段。
公元189年九月，董卓在崇德前殿召集百官，正式提出废立之事。
袁绍当场反对：“汉家君天下四百余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公欲废嫡立庶，非反而何？”
董卓怒叱：“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
李儒见状，立刻上前厉声呵斥袁绍：“袁本初何敢逆天命！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皆为安社稷，定国家。今太师之举，正合古义，公若不从，必为乱臣贼子！”
一番话既搬出古代贤相的典故，又以“乱臣贼子”相威胁，瞬间压制了反对声音。
袁绍愤而离京，成为关东诸侯讨董的旗帜，但李儒的目的已然达到——通过袁绍的“叛逆”，反衬董卓废立的“正当性”。
随后，李儒亲自操办废立仪式：他逼迫何太后下诏废少帝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并宣读“策文”：“孝灵皇帝不究高宗眉寿之祚，早弃臣子。皇帝承绍，海内侧望，而帝天姿轻佻，威仪不恪，在丧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秽发闻，损辱神器，忝污宗庙。皇太后教无母仪，统政荒乱。永乐太后暴崩，众论惑焉。三纲之道，天地之纪，而乃有阙，罪之大者。陈留王协，圣德伟茂，规矩邈然，丰下兑上，有尧图之表；居丧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宜承皇业，为万世统。”
这篇策文字字诛心，将少帝与何太后批得体无完肤，为废立披上了“顺天应人”的外衣。
废立之后，李儒深知“斩草需除根”。
弘农王刘辩虽被废黜，但作为曾经的皇帝，仍是反对者可以利用的旗帜。
为绝后患，李儒主动请缨，亲自前往弘农王府，赐鸩酒弑君。
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李儒带着毒酒见到弘农王，假意说：“服此药，可以辟邪。”
弘农王悲愤道：“我无疾，此乃欲杀我耳！”
拒不饮药。
李儒见状，不再伪装，命左右强行灌药。
弘农王自知难逃一死，与妻子唐姬诀别，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
随后饮药而亡，年仅十五岁。
李儒的这一系列操作，看似粗暴，实则精准地击中了东汉皇权的软肋。
自汉和帝以来，皇帝多幼年继位，外戚与宦官轮流掌权，皇权早已沦为各方势力博弈的工具，“天命”的神圣性早已荡然无存。
李儒的废立之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既然旧的皇权秩序已经失去公信力，不如用最直接的暴力手段，将其彻底打碎，再以新的傀儡皇帝为核心，构建以董卓为绝对主导的权力体系。
这一谋略在短期内确实奏效：董卓通过废立，成功震慑了洛阳百官，掌控了汉献帝，成为东汉王朝实际的掌权者。
但从长远来看，它也彻底点燃了天下诸侯的怒火。
袁绍、曹操、孙坚等地方豪强以“讨伐董卓，匡扶汉室”为名，组成关东联军，兵锋直指洛阳。
李儒的“短期高效”策略，为董卓集团埋下了覆灭的种子。
关东联军的崛起，让董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联军虽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参差不齐，但兵力远超董卓在洛阳的驻军（约五万人），且占据“道义”优势——“清君侧，诛董卓”的口号得到了天下士民的响应。
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李儒再次为董卓献上一策：放弃洛阳，迁都长安。
李儒提出迁都，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基于对地理、军事与政治形势的综合判断：
- 长安是西汉故都，地处关中平原，四面环山（函谷关、武关、散关、萧关），易守难攻，有“四塞之国”之称，远比洛阳（地处中原，无险可守）更适合作为军事据点。
- 关中是董卓的“主场”。董卓常年在陇西作战，与关中士族、羌胡部落有密切联系，迁都长安可以依托其根据地的资源与人脉，稳定后方。
- 洛阳距离关东联军过近，一旦联军突破虎牢关，洛阳将无险可守。迁都长安可以拉开与联军的距离，利用关隘险阻消耗敌军，为董卓争取喘息之机。
- 最重要的是，通过“焦土政策”摧毁洛阳，可以削弱关东联军的经济基础。洛阳作为东汉都城近二百年，是天下财富与人口的聚集地，将其焚毁，既能断绝联军的补给来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