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华这个人不老实。”徐斯年抽了一口烟，扭头看向李学武说道：“在机关也算有名的滑头了。”“这你都知道？”李学武瞥了他一眼，问道：“你不是在营城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吗？”“...方圆坐在办公室里，窗外是京城初冬的灰白天空，枯枝在风中轻轻摇晃，像一根根伸向虚空的手指。她没开灯，只靠窗边透进来的微光映着桌面上那份刚送来的钢城通报——《关于孙明同志在羁押期间突发自缢行为的紧急情况说明》。纸页边缘微微卷起，被她无意识地捏在指尖，指腹下能摸到油墨未干的微涩。她盯着“自缢”两个字看了很久，不是因为震惊，而是因为熟悉。太熟悉了。这种措辞、这种语气、这种把意外包装成个体心理问题的惯性表达，她见过太多次。可这一次，它落到了孙明身上。孙明不是会自缢的人。他在审讯室里笑过，在交代账本位置时眼睛发亮，在说起苏维德怎么教他“算账”的时候，嘴角还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得意。他贪，蠢，被哄着往前走，却从没流露过绝望。他怕死，怕得坦荡，怕得具体——怕枪毙，怕坐牢，怕家人被牵连，怕以后再也吃不上红烧肉。一个怕得这么实在的人，不会选一根鞋带去勒自己的脖子。更不会在集团保卫处二十四小时轮岗盯防的情况下，用半截晾衣绳把自己吊在卫生间门框上。方圆慢慢松开手指，通报滑落在桌上，发出极轻的一声“嗒”。她抬手揉了揉太阳穴，动作很慢，像是在给大脑腾出一点空隙，好让某些被刻意压下去的细节重新浮上来。刘维送她上车那天，站在寒风里朝她挥手，围巾被风吹得扬起来，遮住了半张脸。她当时只觉得那画面有点暖，现在却突然记起刘维说话时的眼神——没有波澜，没有不舍，甚至没有一丝一毫对案子尚未收尾的焦灼。只有一种沉静的、近乎完成任务般的松弛。那时她以为那是信任，是默契，是并肩作战后的笃定。现在想来，那是一种确认。确认她走了，钢城就彻底是刘维的主场了。确认她走了，孙明就再也不会说那些“九真一假”的话了。确认她走了，所有需要被修正的证词、需要被补充的细节、需要被“自然浮现”的证据，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补上。她翻开了笔记本，页脚已经磨损发毛。这是她在钢城用的本子，封皮是深蓝色硬壳，内页右下角还印着“钢城监察组统一配发”几个小字。她没换新的，也没带走，只是把它留在了办公桌上，作为交接的一部分。可就在她离京前夜，刘维来办公室找她，说要借走这本子核对几个时间节点。“你记得快，我怕记混了。”刘维笑着，顺手抽走了它。那时方圆没多想。现在，她盯着笔记本封皮上的钢城监察组印章，喉头一阵发紧。不是愤怒，是钝痛。像有人拿一把钝刀，不急不缓地割开一层皮，不流血，却让你清楚地感知到皮下的神经在震颤。她忽然想起孙明最后一次提于喆时的样子。不是交代，不是攀咬，而是一种近乎困惑的停顿：“……于主任那天走的时候，特意绕到我病房门口站了会儿。我没敢看他，他也没进来。就那么站着，抽了半根烟。”当时她问：“他跟你说什么了？”孙明摇头：“没说。但我知道，他是在等我开口。”等他开口说什么？说于喆才是那个真正递话的人？说于喆才是那个在酒桌上不动声色把火种埋进他心里的人？说于喆才是那个在张美丽家客厅里，一边剥橘子一边把“李秘书长最近压力很大”这句话说得像拉家常一样自然的人？可孙明没说。他只是低着头，手指绞着病号服的袖口，声音很轻：“他要是真让我开口，我可能就说了。”那一刻方圆没信。她信的是逻辑链：于喆有不在场证明，有双人目击，有生活轨迹的完整闭环；而孙明，满嘴漏洞，前后矛盾，情绪不稳，动机明确。她信的是证据。可现在，证据自己长出了新的枝杈，精准地缠住了苏维德的脖子，勒得严丝合缝。她起身，走到档案柜前，拉开最底层的抽屉。里面静静躺着一叠A4纸，是国际饭店当晚的服务员笔录复印件。她一张张翻过去，手指在第三页停住。那个叫小林的领班，在第二次询问时改了口：“……好像……确实看见了两个人影，但灯光暗，没看清脸，其中一个穿着深色夹克，另一个穿浅色毛衣。”第一次笔录里没有“浅色毛衣”这个细节。而于喆离开钢城那天，穿的就是一件米白色羊绒高领毛衣。她把这张纸抽出来，又翻到另一页，是张美丽爱人提供的证词。他坚持说于喆从未单独接触过孙明，“那小子天天跟着我媳妇逛商场，买布料，挑纽扣，比亲儿子还勤快！”可笔录末尾，调查组标注了一行小字：“据团结宾馆前台记录，11月23日19:47，于喆曾以‘取文件’为由独自进入孙明所住房间，停留7分32秒。”时间对得上。孙明就是那天晚上开始频繁做噩梦，嚷着“门没关严”，要求保卫人员彻夜守在门外。方圆把两张纸并排放在桌上，指尖按在“7分32秒”和“浅色毛衣”上，指节泛白。她不是笨，只是太相信程序，太相信搭档，太相信自己亲手搭建起来的逻辑堡垒。可堡垒的地基，原来早被另一双更熟悉地形的手，悄悄凿开了缝隙。门被敲响。她没应声，但敲门的人还是推开了。是外事部派来协助调查的年轻干部，姓陈，戴一副细框眼镜，手里拿着一份刚收到的加急电报。“方组长，营城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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