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
或者说，无限接近脑死亡。意识的大厦已经崩塌，只留下植物神经维持着最基础的生理运转，如同废弃工厂里还在惯性转动的几台老旧电机。
我站在实验台边，手指无意识地拂过监测仪冰凉的屏幕边缘。爹爹留下的“神性剥离仪”静默地矗立在角落，像个沉默的见证者，也是这一切的“帮凶”。是我按下了那个按钮，是我选择了冒险剥离。我救了她吗？从金色结晶的汲取中暂时解脱，却将她推入了意识的永夜。
门外传来刻意放轻的、带着犹豫的敲门声，是安全屋外层的伪装入口。老金带着两个人进来了。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的老妇人，是“七号”的母亲。另一位是沉默寡言、眼窝深陷的中年男人，她的丈夫。
我没有让他们进入核心实验室，只是在外部简陋的接待隔间见面。隔间里只有一张旧桌子和几把歪斜的椅子，空气里是灰尘和旧机油的味道。
老妇人一看到我，眼泪就下来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流干了又涌出来、无声的、持续的流淌。她颤抖着手，想要抓住我，又不敢，只是反复低语：“医生……调解师……求求你，告诉我，我女儿她……她还有救吗？她还能……还能认得我吗？”
男人搀扶着她，嘴唇抿得死紧，眼睛死死盯着我，那里面没有责怪，只有一种被巨大痛苦压垮后的麻木，以及最后一丝微弱的、连他自己都不再相信的希冀。
我将情况尽量用平缓、客观的语言告诉他们：手术移除了导致她病情的异物，生理状态暂时稳定，但大脑功能受损极其严重，意识恢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目前的状况，需要依赖仪器长期维持。
“长期……维持？”老妇人喃喃重复，眼神涣散，“就像……就像一株草？一块石头？躺在那儿，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感觉不到……只是……喘着气？”
男人的手紧紧攥成了拳头，骨节发白。他哑着嗓子，问出了那个最残酷的问题：“她……痛苦吗？”
我看着监测仪上那条平坦的脑波线，想起剥离时她剧烈的颤抖，想起她眼角那滴浑浊的泪，想起她最后那句“美梦”和“温柔的声音”。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深度意识状态下的感受。”我避开了直接回答，声音干涩，“但从神经信号看，她现在……没有显示出痛苦应激。”
这算安慰吗？我不知道。
老妇人忽然上前一步，枯瘦的手抓住我的手腕，冰凉，用力。她仰起脸，泪水爬满沟壑纵横的脸颊，声音带着一种近乎崩溃的哀求：“调解师……小禧姑娘……我知道你尽力了……我们都知道……可是……可是看着她这样……”
她哽咽得说不下去，男人接过了话头，声音低沉得像是从地底传来：“让她……解脱吧。”
“家里……负担不起长期的维持费用……而且，这样对她……真的是好的吗？”老妇人终于哭出声来，“我的女儿……她以前最爱笑，最爱唱歌……她不应该……不应该像个物件一样躺在这里……”
解脱。
停止呼吸机，撤去支持。让那具还在惯性运转的身体，彻底停下。
这是最“理智”，或许也是最“仁慈”的选择。对家庭，对她自己。
我本该同意。作为调解师，我见过太多类似的困境，有时候，“放手”是唯一能给生者安宁、给逝者尊严的选择。我可以签署文件，可以协助联系相关的伦理委员会（如果新世界有这种机构的话），可以看着他们带她离开，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一切终结。
但我的嘴唇动了动，那个“好”字却怎么也吐不出来。
因为我知道，她脑子里可能还有东西。
不是金色的结晶，而是……记忆。
关于那个“美梦”。
关于那双“金色的眼睛”。
关于“收集快要完成了”的低语。
甚至可能……关于金色结晶如何进入她的大脑，关于那个“温柔的”声音来源的线索。
这些记忆碎片，或许就埋藏在她那尚未完全死寂、只是被“格式化”和创伤深深掩埋的脑组织深处，如同沉在冰海下的残骸。
如果我能看到……如果能知道更多……也许就能拼凑出更清晰的图景，知道“收集”是什么，知道威胁在哪里，知道爹爹当年未能完全斩断的阴影究竟是什么。
可要读取这些记忆，需要更直接、更侵入性的手段。需要激活她残余的情绪回路，需要同步她的意识残留……这本身就极其危险，对她，对我。而且，这近乎……亵渎。利用一个濒死者的脑部残余，去挖掘秘密，无论目的多么“崇高”，都踩在一条模糊而危险的道德边界线上。
爹爹会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