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他轻声说，“这个人……”
“是来看着本官的。”包拯的声音很轻。
公孙策的眉头皱起来：“那咱们怎么办？”
包拯没有回答。他只是转过身，走回屋里。走到门口，他忽然停下：“今天下午，本官要去城外的几座庄子看看。你留在驿馆，把太后近三年的脉案全部抄一份。”
公孙策愣了一下：“宋大人说所有文书都要过目……”
“所以你要抄。”包拯没有回头，“抄完之后，给宋大人送过去。”
公孙策的眼睛慢慢亮起来。
包拯走进屋里，门在身后合拢。
午后，包拯出了城。他没有坐轿，没有骑马，只是换了一身便服，戴了一顶斗笠，像一个普通的乡下郎中，沿着官道慢慢走。
城外比城里安静得多。官道两边是大片的庄稼地，玉米已经抽穗，叶子在风里沙沙响。远处有几座村庄，炊烟袅袅地升，在蓝天下画出一道一道细细的白线。蝉鸣声比城里还响，可听着不烦，反而觉得安静。
他走了约莫一个时辰，拐上一条小路。路很窄，两边是密密的竹林，竹叶在头顶搭成一个拱形的顶棚，把阳光切成一片一片的碎片，落在地上，像碎金子。
小路的尽头是一座庄子。不大，青砖灰瓦，院墙上爬满了牵牛花，紫的，粉的，白的，开得正热闹。院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狗叫声，不是凶，是懒洋洋的、应付差事的那种叫。
包拯推开门。
院子里，一个老人正蹲在葡萄架下除草。听见门响，他抬起头，眯着眼看了半天，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包大人？”老人的声音有些哑，“您怎么来了？”
包拯走过去，在葡萄架下坐下。葡萄藤很密，把阳光挡在外面，只有几缕露进来，落在石桌上，亮亮的，像几枚铜钱。
“来看看您。”包拯说。
老人笑了。那笑容很淡，可眼睛里有一点点光：“大人不是来看我的。大人是来问事的。”
包拯没有否认。
老人在他对面坐下，倒了两杯茶。茶是粗茶，叶子很大，泡出来的汤色很深，苦得发涩。可包拯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大人想问什么？”老人自己也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太苦了。
“二十年前，”包拯放下杯子，“沈昭的案子，您还记得吗？”
老人的手顿了一下。茶杯在嘴边停了很久，才放下来。“记得。”他的声音更哑了，“怎么会不记得。”
老人姓郑，叫郑伯庸。二十年前是刑部郎中，沈昭的案子，是他经手的。
“沈昭死的那天，”包拯看着他，“是谁去验的尸？”
郑伯庸沉默了很久。葡萄架上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晃，漏下来的光斑在桌面上移来移去，像一群找不到家的蚂蚁。
“是我。”他终于说。
包拯没有说话。
郑伯庸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很老了，皮肤皱皱的，上面全是老人斑和青筋。“可那具尸体，不是沈昭的。”
包拯的手，在袖子里攥紧了。
“我知道。”郑伯庸的声音很低，“可我不能说。说了，我全家都得死。”
风大了些，牵牛花的藤蔓在墙上轻轻摇晃，那些紫的、粉的、白的花，像一只一只张开的小嘴，在无声地说着什么。
“是谁让您这么做的？”包拯问。
郑伯庸抬起头，看着他。那双浑浊的老眼里，有泪光。“大人，您别问了。”
“是谁？”
郑伯庸的嘴唇在发抖。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声音卡在喉咙里，出不来。他低下头，用手指蘸了茶水，在石桌上写了一个字。
写完，他用手掌一抹，字就没了。
包拯看着那个被抹掉的位置，看了很久。茶水的痕迹还在，淡淡的，湿湿的，像一道刚结痂的伤口。
那个字，他看清楚了。
“常。”
常公公。
包拯站起来。膝盖“咔”地响了一声，他没有理会。
“大人。”郑伯庸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那个人，还没死。”
包拯停住脚步，没有回头。
“沈昭没死。常公公也没死。他们……”老人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得几乎听不见，“他们只是换了名字，换了地方，换了活法。”
包拯站在那里，站了很久。阳光从葡萄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他肩上，亮亮的，暖暖的，可他感觉不到。
他走出庄子，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竹林里的风很凉，竹叶在头顶沙沙响，像无数人在窃窃私语。他走了很久，走到官道上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远处的村庄被染成一片金红色，炊烟还是那么直，那么白，和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可他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