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冷气扑在脸上，带着塑料包装特有的微酸气味。店员是个戴眼镜的高中生，扫码时抬头看了我一眼，又飞快低头，手指在键盘上敲得噼啪响——这街区的人早把我认熟了，椎名，总在下午三点零七分买同一款牛奶，总盯着手机等什么人回信，总在收银台前站太久，久到店员会主动问：“要加热吗？”我摇头，付钱，走出门。阳光刺得眼睛疼。我撕开吸管，插进牛奶盒，仰头喝了一大口。甜得发腻，凉意顺着食道滑下去，却压不住胸口那团闷火。手机在口袋里震动。这次是Line消息，来自佐藤遥：【椎名君，你家楼下那棵银杏，叶子开始黄了。明明才六月。】我脚步一顿。我家楼下没有银杏。只有一棵老樟树，枝干虬结，树皮皲裂如老人手背。我搬来三年，从没见过它掉叶子——它四季常青，连台风天都只是抖落几片枯叶，从不整片泛黄。我停下，点开对话框，打字，删掉，再打：【遥，你记错了。是樟树。】发送。三秒后，她回复：【嗯。樟树也会黄。只要它想。】我盯着那句话，直到屏幕自动变暗。忽然想起上个月，她发烧到三十九度，我送她回家，她躺在沙发上，额头敷着冷毛巾，忽然说：“椎名君，你觉得……记忆是活的吗？”我没答。她也没等我答，自顾自说下去：“我昨天梦见自己在拆一卷胶带。很旧的透明胶带，粘性全没了，一扯就断。我拆了很久，拆到手指发麻，才发现胶带芯是空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她睁开眼，瞳孔很黑，像两口没水的井：“可我记得自己明明缠了很多圈。很多很多。”我拐进一条窄巷，避开主路。巷子两侧是老旧木结构公寓，外墙贴着褪色瓷砖，晾衣绳横贯其间，挂着洗好的衬衫、袜子、一条浅蓝色围裙。围裙口袋鼓鼓囊囊，露出半截白色药盒棱角。我数到第三根晾衣绳，停下，抬头。四楼，左数第二个窗户，窗帘拉着，但没拉严，留出一道三厘米宽的缝隙。我站着，没动。三分钟后，窗帘动了。不是被风吹的——东京此刻无风。是有人从里面，用指尖勾住布边，往里拉了半寸。缝隙消失了。我继续往前走。巷子尽头是一家小型印刷所，卷帘门半落着，里面传出油墨与纸浆混合的微苦气味。我推门进去，老板正在调色，眼镜滑到鼻尖，听见门铃响，头也不抬：“欢迎光临——椎名君？哟，稀客。”他擦了擦手，绕出柜台：“又来印东西？”我点头，从包里取出信封，倒出那十二张照片，连同手机里存着的三张新照——全是今天拍的：她公寓楼下那只总蹲在邮筒上的三花猫，尾巴尖少了一截；她常坐的公园长椅扶手断裂处，用灰色胶带缠了三层；她公寓楼消防通道铁门上，新添的一道抓痕，很深，像是谁用钥匙反复刮过。老板戴上老花镜，一张张看，手指在照片边缘摩挲：“嗯……构图还是老样子。喜欢拍‘快要脱落’的东西。”他顿了顿，把照片按顺序排好，抽出第七张——地铁车厢里的她，睫毛在玻璃上投下影。“这张，眼神不对。”“哪里？”我问。“不是看窗外。”他指着玻璃反光里她瞳孔的位置，“是在看玻璃里自己的影子。但影子没对焦。”他拿起放大镜，凑近她左眼，“你看这里，虹膜边缘，有一小片模糊。像……她当时在眨眼，但眼皮只落下一半，又强行撑开了。”我接过照片，指腹蹭过那片模糊。确实。像一扇半开的门，门后有什么，她不让看，也不让自己看。“印多少份？”老板问。“十二张，原尺寸，哑光相纸。”“加急？”“嗯。”“两小时。”我点头，付钱，转身时，老板叫住我：“椎名君。”我回头。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再戴上，目光很沉：“上次印的那些……她看了？”我沉默。上次是三个月前，我印了八张她睡着的照片。她收到后，隔天约我在代代木公园喂鸽子。她穿米色风衣，头发松松挽在脑后，递给我一杯热可可，杯壁烫手。鸽子扑棱棱飞起来时，她忽然说：“椎名君，你知道吗？人睡着的时候，睫毛会自己动。像小刷子，一下，一下，扫掉梦里落下来的灰。”她捧着纸杯，呵出一口白气：“可我最近，睫毛不动了。”我没说话。她笑了笑，把最后一块面包屑撒向空中：“大概……是梦太重了，重得睫毛都抬不起来。”老板叹了口气，从柜台下拿出个牛皮纸袋，塞进我手里：“喏，新做的。给你。”我打开，里面是一叠A4纸，每张都印着同一段话，排版极简，黑体，居中：【诊断书并非判决书。它只是告诉你：此刻，你的身体在用某种语言呼救。请耐心听懂它。】纸页右下角，盖着一枚椭圆形印章，朱砂印泥，字迹工整：“东京都立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教育科”。我捏着纸袋，指节发白。老板拍拍我肩膀：“她没让你知道吧？上礼拜，她来这儿，印了五十份这个。说要贴在社区公告栏、便利店门口、地铁站洗手间镜子后面……‘让所有觉得自己病了的人，先拿到一张不是处方的处方’。”他摇摇头，笑得有点涩：“这孩子啊，自己淋着雨，还要给别人发伞。”我走出印刷所，阳光毒得睁不开眼。手机在口袋里第三次震动。还是Line，还是佐藤遥：【椎名君，我想吃你做的玉子烧。蛋要打散三十下，不能多，也不能少。糖要放一茶匙半，酱油两滴，味醂半勺。火要小，锅要热，但不能冒烟。翻面时，要用筷子尖，轻轻碰一下边缘，等它自己卷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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