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合作社大院里已经热闹非凡。三台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发动着，二十多辆马车套好了牲口，社员们扛着镰刀、麻袋、扁担，准备下地。但和往年不同，今年队伍里多了十个穿迷彩服、背枪的人——这是护卫队的秋收保卫小组。
曹大林站在一辆拖拉机车斗上，手里拿着铁皮喇叭：“乡亲们，都听我说两句。今年的秋收，咱们要打两场仗：一场是抢收庄稼，一场是保卫庄稼。”
他指着远处山脚下的玉米地：“大家看，那片地已经被野猪祸害了。昨晚巡逻队统计，至少有五亩玉米被拱了。野猪、熊瞎子、狍子，都知道庄稼熟了，要来吃现成的。”
“那咋办？”老社员孙福贵问，“总不能在地里守着吧？”
“就是要守着，”刘二愣子跳上车斗，“护卫队已经制定了《秋收保卫方案》。白天大家正常收割，晚上护卫队巡逻。关键地块，咱们要建临时了望塔，二十四小时看守。”
阿雅补充道：“我们还在试验几种驱赶野猪的方法：有声驱赶——在地边挂铁皮，风一吹叮当响；有味驱赶——撒辣椒粉、石灰粉；有光驱赶——晚上用探照灯扫射。但最有效的，还是人的威慑。”
“那狩猎队呢？”有人问，“不是正在打猎吗？多打几头野猪不就行了？”
曹大林解释：“狩猎是有指标的，不能想打多少打多少。而且野猪很聪明，打了一两头，其他的就躲起来了。所以咱们要综合防治：狩猎控制种群数量，巡逻防止破坏，驱赶保护庄稼。”
分工明确：收割队由张大山负责，五十个劳力，分成五组，每组负责一片地；运输队由孟库负责，二十辆马车，三台拖拉机，往合作社运粮；保卫队由刘二愣子负责，十个护卫队员，外加二十个自愿参加的年轻人，分成三班倒，昼夜巡逻。
“还有一个任务，”曹大林强调，“收割时要注意，地边留出两行庄稼不割，给野生动物吃。这是老规矩——山里的东西，不能全拿光，要给山里的活物留一口。”
“留多少？”有人嘀咕，“自己都不够吃呢。”
“两行就够了，”吴炮手站出来说话，“我年轻时，我爹就这么教：收九留一，山不记仇。你全拿光了，野物饿急了，明年更祸害庄稼。留一点，它们有吃的，就不来地里了。”
老辈人说话了，年轻人不再有意见。
六点整，秋收正式开始。
张大山带着收割队进入玉米地。今年合作社种了三百亩玉米，长势很好，平均亩产估计能有八百斤。但靠近山脚的那片地，确实被野猪祸害得厉害——玉米秆东倒西歪，玉米棒子被啃得只剩芯子，地上全是野猪蹄印和粪便。
“这帮畜生，”张大山心疼地摸着被啃过的玉米，“这一亩少说损失二百斤。”
“张叔，你看这儿，”年轻社员小顺子指着地边，“野猪是从这儿进来的。”
地边有一处明显的豁口，篱笆被撞倒了。野猪力气大，普通的篱笆根本挡不住。
刘二愣子带着保卫队过来查看：“得加固。用碗口粗的木桩，深埋一米，间隔半米，再用铁丝缠三道。”
“那得多少木桩啊？”
“砍，”刘二愣子果断，“山上有的是枯树。今天白天收割，晚上就加固。”
收割工作紧张有序。镰刀挥舞，玉米秆成片倒下，妇女们跟在后面掰玉米棒子，孩子们把棒子装进麻袋。这是山里人一年中最忙碌也最喜悦的时候。
阿雅没下地，他带着几个年轻人在试验田里做观测。试验田种了各种庄稼：玉米、大豆、土豆、谷子，还有一小片专门种给野生动物吃的南瓜、红薯。
“记录数据，”阿雅指挥，“被破坏的面积、程度、动物种类、时间。”
他们发现一个规律：野猪最喜欢玉米和红薯，熊喜欢蜂蜜（试验田边放了几个蜂箱），狍子喜欢豆子，鹿喜欢谷子。而且野生动物都是晚上来，白天很少见。
“这说明它们怕人，”阿雅分析，“咱们的巡逻有效。但光靠巡逻不够，要建立长效机制。”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在林子和庄稼地之间，建一条‘缓冲带’——种上野猪爱吃的红薯、南瓜，但不用管，让它们随便吃。这样它们就不进庄稼地了。”
“那不是白种了？”一个年轻人问。
“不算白种，”阿雅解释，“第一，保护了主庄稼；第二，红薯南瓜产量高，种一点就够野猪吃；第三，这也是生态平衡——人种庄稼，也要给野生动物留食物。”
这个想法得到曹大林支持：“试试。明年春天，就在所有庄稼地边上种缓冲带。”
白天收割顺利，到下午五点，已经收了五十亩玉米。马车一趟趟往合作社运，晒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