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15日，下午四点半。
内蒙古与黑龙江交界处的保安沼劳改支队，在深冬的寒风中如同一座被遗忘的孤岛。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把整座监区冻成了一块铁灰色的冰块，连空气都像是凝固了。
可就在这死寂一般的下午，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正从三中队禁闭室的走廊里，顺着刺骨的寒风，悄无声息地朝整个监区蔓延。
起初没有人注意到。
劳改支队的日常是沉闷而规律的。犯人出工、收工，管教点名、训话，日复一日，就像一台上了年头的机器，虽然吱吱嘎嘎，但总归在运转。
可这一天，这台机器的某个齿轮，已经彻底崩碎了。
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进监区，把斑驳的墙面切割成明暗两半。
三中队谈话室的门虚掩着，从门缝里渗出来的不是往常烟味和唾沫星子，而是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铁锈般的腥气。
如果有人在那时推门进去，他会看到一幅终生难忘的景象：水泥地面上有大片被水冲刷过的痕迹，但墙角、门框的缝隙里，暗红色的液体已经凝固成粘稠的膏状。
空气里弥漫的不仅是血的味道，还有某种更原始的、让人本能想要逃跑的气息——那是死亡的气息。
但这还只是开始。
真正的炼狱，在谈话室对面的小仓库里。那扇门从外面锁着，门缝底下，有暗色的液体缓缓渗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结成一层薄薄的血冰。
里面堆着九具尸体。
准确地说，是九具被铁锤砸烂头颅、被匕首刺穿胸腹、被镐把打断骨骼的尸体。他们叠压在一起，像被随手扔进垃圾桶的破布偶。
血从尸体与尸体的缝隙间流淌出来，浸透了整间仓库的地面，又顺着地势朝低处汇积，最终在门缝处找到了唯一的出口。
而制造这一切的四个人，此刻正坐在谈话室外屋，抽着烟，听着收音机里的戏曲，脸上没有丝毫慌张。
他们身上沾满了血——衣服上、手上、脸上，甚至头发丝里都结着暗红色的血痂。可他们就像刚从田里劳作回来的农民，神态自若，偶尔还低声交谈几句。
他们手里攥着的凶器还没来得及放下：一把被磨得锋利的匕首，刀刃上还有碎肉；一柄沉重的铁锤，锤头凹陷处嵌着毛发和碎骨；
一根劳改队劳作用的粗重镐把，木质把手上被血浸得发黑发亮；还有一个烧得发烫的烙铁，铁面上焦黑一片，散发着令人作呕的焦糊味。
这四个如同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就在这间屋子里，安静地等待着下一个猎物。
他们已经杀了九个人。他们还没杀够。
二、困兽
时钟拨回三个小时前。
那天的值班安排，是关树春和李强等了整整十一天才等来的“良机”。
十二月的第一个周末，他们原本就计划动手。12月4日是个星期天，按照惯例，劳改支队周末的警力会大幅缩减，值班人员少，犯人活动自由度高，是越狱的绝佳窗口期。
关树春和李强谋划这个计划已经很久了。他们的思路简单而残忍：
先杀了三中队谈话室里干杂活的犯人，再杀了值班的管教，抢走警服，然后拉拢两个信得过的同伙，四人穿上警服大摇大摆地从监区大门走出去。
计划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全靠一股狠劲。
可12月4日那天出了变故——支队临时通知全体人员打扫卫生，所有管教全部到岗，监区里里外外全是人。
关树春蹲在墙角观察了半个小时，最后咬着牙对李强说了一句：“今天不行，等。”
这一等，就是十一天。
12月15日清晨，李强像往常一样在监区里转悠，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把每个角落都看了一遍。他回来的时候，眼睛里有光。
“只有两个人值班，”李强压低声音对关树春说，“刘牧源和蔡志刚，都是跟咱们有仇的。”
关树春听完，眯起眼睛，嘴角慢慢咧开一个弧度。那不是笑，是野兽发现猎物时本能的反应。
他知道，时候到了。
上午十一点，关树春和李强找到王连群。这个比关树春小五岁的天津同乡，因盗窃罪和逃脱罪被判了十五年，早就对改造生活心灰意冷。
当关树春把越狱计划告诉他的时候，王连群甚至没有犹豫，直接点了头。
下午三点，关树春又去了四中队，找到年纪最小的王润鹏。
这个刚满十八岁就被判了十八年的年轻人，听到“越狱”两个字时，眼睛里闪过一丝恐惧，但很快就被更大的恐惧吞噬——对牢狱之灾的恐惧，对漫长刑期的恐惧。
“干。”王润鹏说。
四只困兽，就这样完成了最后的集结。
他们手里的凶器不是临时起意找来的。匕首是早就磨好的，藏在关树春铺位下面的暗格里；
铁锤和镐把是劳改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