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她打电话给谢再兴，语气出奇地平静：“听说你那边有个小姑娘，什么情况？”
谢再兴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语气轻松：“什么人又在你面前嚼舌根了？没有的事。”
“我不管有没有，”邵慧琳的声音没有任何波动，“你让她来杭州，我们三个人当面说清楚。我可以不逼你离婚，但我不能容忍另一个女人存在。”
这个要求当然不可能被满足。谢再兴拒绝了，邵慧琳的态度随之强硬起来：
“那我去温州，到你们单位门口，让所有人都看看瓯海区委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
谢再兴被这句话逼到了墙角。他知道邵慧琳不是一个会虚张声势的人——这个女人在体制内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知道什么叫“分寸”，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把“分寸”扔掉。
一旦她把事情闹到温州，他的仕途就完了。
为了安抚她，谢再兴在杭州给她买了第二套房，又送了一辆宝马。可车子房子对邵慧琳来说已经不够了。
她要的不是物质补偿，是某种情感上的确认——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答案：
这么多年，你对我是认真的吗？还是我只是一件用了八年的旧衣服，现在要换季了？
她问得很直接，得到的答案更直接。
谢再兴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行动表明了他的态度——他把邵慧琳调到温州，给了她一个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驻杭州办事处副主任的职务。
用乌纱帽堵情妇的嘴，这在中国基层官场不算新闻。邵慧琳接受了任命，但还是那句话：“我不满足。”
她的不满足不是因为贪心，而是因为她终于看清了这场交易的实质——她以为她在谈恋爱，其实她在做买卖。
八年了，她付出了一个女人最宝贵的青春，而对方给出的价码永远是一套房、一辆车、一个职位。她像一只养在金丝笼里的鸟，笼子越来越豪华，但她永远飞不出去。
她在日记里写道：“只要想到他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我就觉得恶心。这不仅意味着我被打入冷宫，更让我的前途变得暗淡。”
这几行字写得潦草，最后的“暗淡”两个字几乎认不出来——笔尖划破了纸，墨水渗到下一页，形成一个黑色的墨团，像一个小小的黑洞，吞噬了所有的光。
五
2009年秋天，邵慧琳竞聘副处级职位失败。
失败的原因，有人说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以谢再兴妻子的名义向组织部门投诉，说邵慧琳生活作风有问题。
这个说法无法证实，但邵慧琳自己深信不疑。她觉得这是谢再兴在背后操控的结果，目的就是让她永远出不了头，永远依附于他。
这种被掌控的感觉让她彻底失控。
那天晚上，她约谢再兴到杭州的公寓见面。
她把三份文件摊在茶几上——那是她这些年搜集的谢再兴贪腐的证据，涉及到三门县的土地出让、瓯海区的工程招标、以及他父亲去世时收受的上百万礼金。
每一件事都有时间、地点、人物、金额，详细得像一份政府工作报告。
谢再兴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像一个被突然掀开面具的人。
他努力维持着镇定，但手指不自觉地开始发抖。他把材料翻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用尽量平稳的声音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邵慧琳靠在沙发上，双手抱胸，表情冷静得不像是在跟自己交往了八年的男人说话。她一字一顿地说：
“我给你三条路。第一，你离婚娶我。第二，你给我两百万青春损失费，我走人。第三，我把这些东西交出去，你陪我一起死。”
客厅里的空气像被抽干了一样。谢再兴张了张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你知道这些东西交出去，对你也没好处。”
“我知道。”邵慧琳笑了，那笑容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你以为我还是那个被你随便哄一哄就好的小姑娘吗？我看破红尘了。”
“看破红尘”这四个字，后来被谢再兴在审讯中反复提起。
他说他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一种奇怪的厌恶——他厌恶这个女人竟然敢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
八年来，她对他百依百顺，从没说过一个“不”字，他习惯了她的温柔和懂事，习惯了在她面前卸下所有防备。
而现在，她手里攥着他的命门，用“看破红尘”这种词来跟他说话——这个词太危险了，它意味着这个女人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
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女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谢再兴答应给她两百万，条件是邵慧琳必须辞去公职，并且从中国消失。
邵慧琳同意了，她在跟家人的最后一次通话中含糊地提到“可能会出国”。
她的大姐后来回忆，妹妹在电话里声音疲惫，像是刚哭过，但语气很坚决，说“姐，你们别担心我，我有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