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四日,心阳城大牢已经快装不下了。周铁栓让人把临时关押点设在城东的兵营里,那里地方大,够用。那些被抓的地痞流氓,有的在哭,有的在骂,有的在求饶。但没有人同情他们。
城北的一个泼皮叫赵大麻子,脸上坑坑洼洼,心比脸还黑。他带着一帮小弟,专门在集市上收保护费。客双丞在的时候,他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客双丞一走,他像条疯狗一样窜了出来。第一天,他带人砸了三个摊位,打伤了两个不肯交钱的商贩。第二天,他带人去抢粮铺,被治安队堵了个正着。那天赵大麻子手里拿着一把杀猪刀,瞪着眼睛,吼着:“谁过来我就砍谁!”周铁栓走上前,空着手,没有带刀。
“砍啊。”周铁栓说。
赵大麻子的手在发抖。周铁栓又走了一步:“你以为客大人不在了,就没人能治你了?我告诉你,客大人走之前,给我留了话。他说,谁敢欺负百姓,就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铁拳。”
赵大麻子的刀掉在地上。他被按住了,五花大绑。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城西的小混混趁着夜黑砸了李家的窗户,第二天就被侦察队从被窝里揪了出来。城南的几个无赖在茶馆里调戏老板娘,凳子还没坐热就被治安队带走了。短短几天,一百六十六个地痞流氓被判处死刑,三千四百多人被判处监禁。
客双丞留下的不仅仅是治安队、侦察队、监视贪腐队,更重要的是一种东西——信任。百姓们相信,只要他们站出来,就有人替他们撑腰。一月五日,心阳城北的集市上,一个卖菜的老汉被人偷了钱袋。他没有忍气吞声,而是跑到治安队的岗亭,报了案。不到半个时辰,小偷就被抓住了。老汉从治安队员手里接过失而复得的钱袋,眼泪流了下来。
“客大人不在,你们还在。”他说。
治安队员点点头:“客大人不在,我们还在。”
一月六日,心阳城南的一个老妇人,发现自己家的地被邻居强占了一角。她不敢去找邻居理论,因为邻居家有兄弟五个,个个膀大腰圆。她去了治安队。治安队的人陪着她回家,现场丈量,画出地界。邻居家的兄弟五个想要闹事,治安队的人往那一站,他们就怂了。
老妇人拉着治安队员的手:“你们比客大人还亲。”
治安队员摇头:“我们就是客大人的人。”
一月八日傍晚,心阳城恢复了平静。街道上又有了行人,商铺又开了门,孩子又在巷子里追逐嬉戏。只不过多了巡逻的治安队员,多了张贴在墙上的逮捕令,多了百姓们安心的眼神。
周铁栓站在治安队总部的院子里,面前是一份厚厚的报告。他翻到最后一页,看着那几个数字——死刑官员四十人,流氓一百六十六人;监禁官员一百六十五人,人员三千四百人。他合上报告,长长地呼了口气。
孙秀英从屋里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热茶,递给他。“老周,辛苦了。”
周铁栓接过茶,喝了一口,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不是我们辛苦。是客大人辛苦。他花了三年,才织出这张网。”
孙秀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周铁栓摇头:“不知道。但在他回来之前,这张网不能破。”
两人站在那里,谁也没有再说话。
广州城,西偏殿。客双丞坐在窗边,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他不知道心阳城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他的治安队已经替他守住了那座城。他只是望着天空,想着那些百姓。他想着那个卖豆腐的老人,每天早上在府衙门口放一碗热豆腐。他想着那些孩子,在学堂里读书的声音。他想着王寡妇,想着李奶奶。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流泪。他不能哭,他还要回去。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默念: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
公元九年一月十六日清晨,心阳城。
气温降到了零下四十八摄氏度,这是入冬以来冷一天。湿度百分之七十六,北风四级,但风不大,冷是那种纯粹的、静止的冷。空气中的水汽直接凝华成冰晶,飘浮着,像无数颗细小的钻石。呼吸的时候,冰晶会钻进鼻孔,扎得生疼。睫毛上结着白霜,眨眼的时候能听到细微的嘎吱声。
客双丞离开心阳城已经快一个月了。治安队在周铁栓的指挥下稳住了局面,但城里依然有一种说不清的压抑感——就像暴风雪来临前的寂静,每个人都憋着一口气,等着什么。
客心丞是在一月十五日深夜抵达心阳城的。他是客双丞的弟弟,比他小三岁,面容相似,但眼神不同——客双丞的眼睛温和而坚定,客心丞的眼睛冷峻而锋利。他没有从政,一直在老家务农,偶尔帮哥哥处理一些杂务。但客双丞走之前,给他写了一封信——“心丞,如果心阳有事,你来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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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心丞接到信的时候,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