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大概不记得了。在笼子里待久了，就会忘记自己是一只鸟。就像她在贾府待久了，有时候也会恍惚，觉得自己也许天生就应该这样活着——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每说一句话都要看人脸色，每走一步路都要掂量轻重。
她把手指伸进竹条的缝隙里，指尖碰到鹦鹉的羽毛，触感柔软而温热。那只鸟低下头，用喙轻轻啄了啄她的指腹，不疼，带着一点痒。
“姑娘，帘子掀开了。”鹦鹉忽然又开口了，声调尖尖的，抑扬顿挫，活脱脱是紫鹃的声音。
林黛玉的手顿住了。
不是第一次听这只鸟说这句话了。每次她站在门外，或者从院子里走回屋子的路上，这只鹦鹉总会扯着嗓子喊这么一句：“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喊得有模有样，连紫鹃那几分急切、几分殷勤的语气都学了个十足十。
可这一次，她没有急着进屋。她站在院子里，日光从竹梢间漏下来，在她素白的衣裙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风穿过潇湘馆的竹林，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把细刀在互相摩擦，又轻，又凉，又薄。
她想，这只鹦鹉住在这里，究竟多久了？它被关在这架竹笼里，日日夜夜听见的，不过就是那几个人的声音。紫鹃的“姑娘来了”“姑娘该吃药了”“姑娘仔细风”，雪雁的“姑娘”“姑娘”“姑娘”，还有她自己的——那些诗，那些句子，那些在深夜里翻来覆去、无人可诉的心事。
日复一日。夜复一夜。
紫鹃的话，它学会了。雪雁的话，它学会了。就连那些她以为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在潇湘馆寂静无声时低低吟诵的诗句，也被这只鸟刻进了骨子里。
它记住了。一字不差地，连腔调里的哀婉都一并记住了。
林黛玉收回手指，转过身，慢慢走进屋子。紫鹃不在堂屋里，她径直走进了里间，在床沿上坐下了。窗外的光渐渐偏西，把潇湘馆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她靠在引枕上，把眼睛闭上了，却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里的声音太吵了。
不是别人在吵，是有一个声音，不知道从身体里哪个角落钻出来，一直在反复念着那句诗——“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你问我知是谁？
她睁开眼睛，望着帐子顶上的藕荷色纱幔，纱幔上绣着折枝莲花，针脚细密，层层叠叠，在暗下来的光线里几乎要和夜色融为一体。这些花绣得真好看啊，可她忽然觉得，这些花和笼中那只鹦鹉是一样的——都是被人关起来的东西。花被关在纱幔上，鹦鹉被关在竹笼里，她被关在大观园里。形式和大小不同，本质没有区别。
龄官说那句话的时候，她隔着墙听着，心里“咯噔”了一下。不是因为龄官说得太刻薄，是因为她说得太真了。真到让林黛玉无处可逃。她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关在牢坑里的那只鸟，可她比谁都清楚，她和龄官有什么分别呢？
龄官是个戏子。唱戏的，下九流，被人买来卖去，连自己的名字都做不了主。可她林黛玉，难道就能做自己的主了？她能决定自己住在哪里吗？她能决定自己嫁给谁吗？她能决定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生死吗？
不能。
她连自己今天要不要出门，都要掂量再三。去怡红院怕人说她“上赶着”，不去又怕人说她“薄情”；说话怕人嫌她刻薄，不说话又怕人嫌她孤僻；笑怕人觉得她轻浮，不笑又怕人觉得她清高。她活在一个巨大的天平上，左也错，右也错，站中间也是错。这座天平的名字，叫做“别人的眼光”。
她想起《葬花吟》里那句“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外人读到此句，只道是诗，是辞藻堆砌出来的悲春伤秋，是文人的无病呻吟。可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不是诗。那是账本。是她来贾府这些年，每一日、每一夜、每一次抬头低头、每一次开口闭嘴、每一次在别人目光里走过时，在心里默默记下的账。
风刀霜剑。不是比喻，是真的。
邢夫人的冷脸是刀，王夫人的客套是剑，那些婆子们嚼舌根时压低的声音是风，那些姑娘们同她说笑时眼里一闪而过的得意是霜。她在这刀剑风霜里走了这些年，遍体鳞伤，可没有人看得见她身上的伤。因为那些伤不在皮肉上，在心尖上。
她在床边坐了很久，久到紫鹃端着烛台走进来的时候，窗外的天已经全黑了。
“姑娘怎么没点灯？”紫鹃把烛台搁在桌上，忙着去关窗，“仔细风吹了，姑娘身子弱，着了凉可不是玩的。”
林黛玉没说话。她看着紫鹃忙碌的背影，看着她在屋里来来回回地走，铺床、叠被、倒茶、点香，每一个动作都那么熟悉，熟悉到她闭上眼都能在脑海里描摹出来。
紫鹃。她以前不叫这个名字。她叫鹦哥，是贾母房里的二等丫头。贾母把她给了黛玉，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