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捂着嘴，哭得说不出话来。
“田颖，阿姨跟你说句心里话，”刘秀兰的声音很轻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了什么，“我年轻的时候，也被人退过婚。那个人嫌我家穷，嫌我配不上他。我那时候难过得要死，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后来我遇到了嘉文他爸，他什么都不嫌，就是认准了我这个人。我们结婚的时候，连张像样的床都没有，睡的是用砖头垫起来的木板。可我们过了这么多年，虽然也吵过也闹过，但从来没后悔过。”
她顿了顿，又说：“我今天跟你说这些，不是要劝你什么。我就是想说，婚姻这种事，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你要是真心觉得你跟嘉文不合适，阿姨不勉强你。可要是你是因为觉得自己配不上他，或者觉得自己给不了他想要的东西，那阿姨觉得你大可不必。”
“阿姨——”
“你好好想想吧。”她说完这句话，就挂了电话。
我拿着手机，在黑暗的客厅里坐了很久很久。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站在一片巨大的麦田中间，金黄色的麦浪一层一层地翻滚着，风吹过来，带着麦子和泥土的香气。沈嘉文站在麦田的另一头，穿着一件白衬衫，衬衫的衣角被风吹得猎猎作响。他朝我伸出手，嘴唇在动，好像在说什么，可是风太大了，我一个字都听不清。
我想朝他跑过去，可是脚下像灌了铅一样，怎么都迈不动步子。我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喊他的名字，可是声音一出口就被风吹散了，连我自己都听不到。
就在我快要急哭的时候，身后突然有人推了我一把。我回头一看，是刘秀兰。她站在我身后，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表情，不是精明，不是算计，而是一种近乎慈爱的温柔。
“去吧，”她说，“别让自己后悔。”
我猛地睁开眼睛，天已经亮了。
那天是十二月七号，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期，因为那天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我妈从老家坐了两个小时的班车，背着一袋红薯和一罐腌菜，来城里看我。第二件，是沈嘉文带着一个我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了我的出租屋门口。
我妈先到的。
她到的时候我刚起床不久，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有枕头印。听到敲门声，我以为是对门的邻居来借东西，穿着拖鞋就去开了门。门一打开，我妈站在门口，左手提着一袋红薯，右手拎着一罐腌菜，背上还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
“妈？你怎么来了？”我愣了一下，赶紧伸手去接她手里的东西。
“我不来，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不回家了？”她侧身挤进门，把东西放在地上，环顾了一下我的出租屋，皱了皱眉，“你这屋里怎么连个暖气都没有？冷冰冰的，跟冰窖似的。”
“有空调，就是费电，没舍得开。”
“你这孩子，该花的钱不能省，冻出毛病来更花钱。”她一边说一边脱了外套，撸起袖子就开始收拾。擦桌子、拖地、整理衣柜，动作麻利得像一阵风，不到半个小时就把我那间狗窝一样的出租屋收拾得整整齐齐。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忙碌的背影，鼻子一阵一阵地发酸。她今年五十六了，头发白了大半，腰也不太好了，蹲下站起来的时候总要扶着墙缓一缓。可她从来不在我面前喊累，永远是一副“妈能行”的样子。
“妈，你坐会儿，别忙了。”我拉她在沙发上坐下，给她倒了杯水。
她接过水杯，喝了一口，然后把杯子放在茶几上，转过头看着我。她的眼神很复杂，有心疼，有责备，有无奈，还有一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颖儿，你跟妈说实话，你跟嘉文到底怎么了？”她问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很轻，不像上次电话里那样又急又尖，反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温柔，好像怕吓到我似的。
我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沉默了很久。我妈也不催我，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等着我开口。
“妈，”我终于开了口，声音涩得像嚼了生柿子，“我可能……生不了孩子。”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比我想象的要难一万倍。每一个字都像是一块石头，从喉咙里往外滚，滚得满嘴都是血腥味。
我妈没说话。
我等了十几秒，还是没有听到她的声音。我抬起头，看到她坐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凝固了，像一张被突然冻住的画。她的嘴唇在微微发抖，眼眶一点一点地红了，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又转，始终没有落下来。
“妈？”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她猛地回过神来，一把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像要把我的骨头捏碎：“你说什么？什么叫生不了孩子？谁说的？医生说的？什么病？能治吗？”
一连串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射过来，我一个都答不上来。我只是摇头，摇头，再摇头。
“是那个婚检查出来的？”她的声音在发抖，“所以你才退婚？所以你才把钱和车都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