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需要您来医院咨询医生，我们这边只负责通知取报告。”
我挂了电话，在办公桌前坐了五分钟，然后跟领导请了半天假，打车去了医院。拿到报告的那一刻，我甚至不需要医生解释，那几个字就已经像针一样扎进了我的眼睛——“卵巢功能早衰，生育能力评估极低”。
极低。不是没有，是极低。可对一个即将嫁入传统家庭的二十八岁女人来说，“极低”和“没有”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我拿着报告在走廊里站了很久。走廊上来来往往的病人和家属从我身边经过，有人撞了我的肩膀一下，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有一千只蜜蜂在里面筑巢。我低头看着那张薄薄的纸，上面那些冰冷的医学术语，每一个字都在告诉我同一个事实——你可能永远生不了孩子。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十一月的傍晚，风里带着刺骨的寒意，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橘黄色的光在冰冷的空气里显得格外孤独。我想起沈嘉文第一次牵我手时的温度，想起他说“我喜欢你就够了”时的表情，想起他妈看我的那个眼神——那种打量、权衡、最终勉强接受的眼神。
如果她知道我生不了孩子，那个眼神会变成什么样？
我不敢想，可我又不得不想。
我没有回家，而是开着车在城里漫无目的地转了一圈又一圈。手机响了七次，三次是沈嘉文打的，两次是我妈打的，还有两次是公司同事问工作的事。我一个都没接。我把车停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旁边，关了发动机，坐在黑暗里，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从小到大，我妈总说我这孩子心大，摔了不哭，骂了不哭，考试考砸了也不哭。可那天晚上，我哭得像个傻子，鼻涕眼泪糊了一脸，纸巾用光了就用袖子擦，袖子湿透了就用手背抹。我哭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以为自己好不容易抓住的幸福，原来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我。
晚上十一点，我回到出租屋，给沈嘉文回了条消息：“今天加班，手机静音了，刚看到消息。明天有空吗？我们见一面。”
他秒回了：“好，明天中午我来接你。”
我看着那个“好”字，手指悬在屏幕上方，想打点什么，又不知道该打什么。最后我关了手机，去洗了个澡，躺在床上，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我去银行取了十八万现金。柜员问我取这么多现金做什么，我说家里急用。她把钱用牛皮纸袋装好，外面又套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递给我时说了一句“您注意安全”。我把袋子放进包里，沉甸甸的，压得肩膀往下坠。
中午十一点半，沈嘉文到楼下接我。他今天穿了件深蓝色的夹克，里面是白色的圆领t恤，看起来比平时更年轻了一些。看到我，他习惯性地笑了，伸手想揉我的头发，我下意识地偏了一下头，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怎么了？”他问。
“没事，”我说，“上车吧，去江边走走。”
他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发动了车子。
江边的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我们沿着步道走了大概两百米，在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我深吸了一口气，把包放在腿上，拉链拉开又拉上，反复了好几次。
沈嘉文终于忍不住了：“颖儿，你到底怎么了？昨天电话不接，今天又这副样子，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从包里拿出那份婚检报告，递给他。
他接过去，翻开看了几页，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凝重，又从凝重变成了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复杂神色。他看完最后一行字，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你看到了，”我说，声音比我自己预想的要平静得多，“卵巢功能早衰，生育能力极低。医生说，自然受孕的几率不到百分之五，就算做试管，成功率也比正常人低很多。说白了，我可能这辈子都生不了孩子。”
“颖儿——”
“你听我说完。”我打断了他，从包里又拿出那个装着十八万现金的黑色塑料袋和那把宝马车钥匙，放在我们中间的长椅上，“这十八万是你家给的彩礼，我一分没动。车钥匙也还给你。我算过了，订婚的时候你家办酒席花了大概两万多，买三金花了一万八，这些钱我会分期还给你。至于这段时间你在我身上花的其他钱——”
“你在说什么？”沈嘉文的声音突然提高了，他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你以为我是在乎这些东西？”
“你不在乎，但你妈在乎。”我也站了起来，看着他的眼睛，“嘉文，你比我更清楚你妈想要什么。她想要一个能生孙子的儿媳妇，而我给不了她。与其等到结了婚再闹得鸡飞狗跳，不如趁现在——”
“所以你要跟我退婚？”他的声音在发抖。
“是。”我说出这个字的时候，心像被人用手狠狠攥了一下，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