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清明，细雨蒙蒙，我陪表姐去城东的公墓给她公婆扫墓。表姐比我大两岁，腿脚不好，我搀着她一级一级地爬台阶。空气里弥漫着纸钱烧过的味道，混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我打了两声喷嚏，表姐递过来一张纸巾，说：“老妹，你身子骨也不如从前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
公墓建在半山坡，一排排墓碑整整齐齐地立着，像一座微缩的城市，住着不再说话的人。表姐在她公婆的碑前摆好供品，点燃香烛，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里的事——孙子考上了重点高中，儿子升了职，她自己的膝盖还是疼，老毛病了。我站在一旁听着，偶尔帮她把被风吹歪的香扶正。
扫完墓，表姐说要去看望一个老姐妹的丈夫，那人的碑在东区。我陪她沿着石板路往前走，雨越下越大，我撑开伞遮住她，自己半个身子露在外面，冷得直哆嗦。
“快了快了，就在前面那一排。”表姐指着不远处说。
我抬起头，目光漫无目的地扫过那些碑上的照片和名字。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笑容灿烂的，有神情严肃的。我的视线就这么随意地滑过去，然后，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拽住了一样，定格在左前方第三块墓碑上。
那是一块深灰色的大理石碑，擦得很干净，碑前还摆着新鲜的花。碑上刻着三个人的名字，中间那位“李王氏”我知道，是前夫李建国的母亲王秀兰，我曾经的婆婆。她的名字排在最中间，左边是李建国的父亲李德茂，右边——我的目光移到右边，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了一样僵在原地。
“田颖”，那两个字清清楚楚地刻在石头上，旁边还用小字标注着——“儿媳”。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头顶，耳朵里嗡嗡地响。雨打在我脸上，冰凉的，可我一点都不觉得冷，只觉得浑身上下像着了火。
“老妹？老妹你怎么了？”表姐发现我没跟上去，回头看见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脸色白得像纸，她吓了一跳，连忙走回来，“你这是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我抬起手，手指颤抖着指向那块碑，声音都不是我自己的了：“姐……你看那上面……”
表姐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眯着眼睛辨认了一会儿，然后她的嘴张大了，脸上的表情从困惑变成震惊，又从震惊变成愤怒。
“这……这不是田颖吗？这不是你的名字吗？”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李建国这王八蛋，他把你名字刻在他妈碑上干什么？你们离婚都多少年了？三十年！整整三十年！”
我盯着那两个字，脑子里翻江倒海。三十年前的事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我二十三岁嫁给李建国，在他家当了三年媳妇，吃不饱睡不好，天不亮就起来干活，伺候公婆，照顾小姑子，还要被他姐姐指桑骂槐。王秀兰从来没把我当过自家人，嫌我娘家穷，嫌我生的是女儿，嫌我不会说好听话。李建国呢？他什么都听他妈的，我受委屈他从来不吭声，有一次他妈当着我的面说“我们李家倒了八辈子霉才娶了你这样的媳妇”，他就坐在那儿看电视，连头都没抬。
那段日子，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胸口发闷。
离婚是我提的，带着女儿净身出户。王秀兰连孙女都不让进门，说女儿“不是李家的种”。我抱着三岁的女儿站在李家门口，雨也是这么大，李建国把门关上了，关得严严实实的。
三十年，我以为那些事都过去了。女儿长大了，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在这座小县城里一个人过了三十年，在工厂里从普通工人做到车间管理，日子虽然不富裕，但清清白白，坦坦荡荡。
可现在，我的名字刻在那个从来没把我当家人的人的墓碑上，写着“儿媳”。
凭什么？
我转过身，腿都是软的，走了两步差点摔倒。表姐扶住我，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又冷又硬：“姐，你扶我下山，我要去找律师。”
表姐没劝我，她知道我的脾气，我这人平时好说话，但一旦认定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她只说：“好，我陪你去。”
下山的时候雨停了，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来，照得地上的水洼亮晶晶的。我看着自己的影子倒映在水里，模模糊糊的，像个陌生人。
我在县城生活了三十多年，认识的人不少，律师也认识两个。我直接找到了在法院门口开律师事务所的老周，老周五十多岁，戴着一副老花镜，听我说完事情的经过，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这个案子可以打，侵犯姓名权是跑不了的。”老周翻着法律书，“根据民法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他未经你同意，把你的名字刻在墓碑上，这属于盗用你的姓名，你可以要求他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我就要他把我的名字铲掉。”我说，“一分钱赔偿我都不要，我就要那个名字从碑上消失。”
老周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田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