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管他什么理由。”我站起来，“那是他的名字吗？那是他的名字他就刻，不是他的名字他就没资格刻。他妈安宁不安宁关我什么事？她活着的时候没让我安宁过一天。”
老周叹了口气，说行，我先帮你发个律师函过去，看对方什么态度。
从律师事务所出来，表姐问我回不回家，我说不回，我去趟厂里。表姐知道我想一个人待着，就没跟来，只说了句“有事打电话”。
我沿着县城的老街慢慢走，雨后的空气很新鲜，路边的槐树开了花，香味淡淡的。这条街我走了三十年，闭着眼睛都能数出每一家店铺——转角的老张面馆，开了二十八年，老板从黑发熬成了白发；再往前是新华书店，我女儿小时候最爱在那儿看连环画，赖着不走；然后是邮局，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从那儿寄一部分给在老家的父母，直到他们相继去世。
我在这座小城里活着，活成了一个普通人，一个离了婚的单身女人，一个独自把女儿拉扯大的母亲。没有人知道我受过的苦，我也不想说，说了又怎样？谁家没有一本难念的经？
可是那块墓碑，像一把刀，把我好不容易结痂的伤口又划开了。
第二天，我照常去上班。我在县里最大的纺织厂上班，从车间一线做到了行政办公室，现在管着后勤和人事档案。厂里几百号人，大部分我都认识，谁家里有什么事，谁跟谁闹矛盾，我都门清。
我刚坐到办公桌前，同事赵小刚就端着一杯茶晃悠过来，笑眯眯地说：“田姐，昨晚没睡好啊？眼睛肿成这样，是不是又追剧追到半夜了？”
赵小刚比我小十岁，是厂里的采购，嘴贫得很，但人不错，有什么重活累活他都会主动帮我干。
“没追剧，眼睛进沙子了。”我敷衍了一句，打开电脑。
赵小刚还想贫，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屏幕，脸色突然变了，走到外面去接电话。我没在意，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这个月的考勤表要汇总，三个员工的离职手续要办，还有下周的安全生产培训要安排。
忙到中午，我去食堂吃饭。厂里的食堂不大，七八张圆桌，大家端着餐盘随便坐。我打了份西红柿炒蛋和米饭，刚坐下，质检科的小刘就凑过来，压低声音说：“田姐，我听说你昨天去找律师了？怎么回事啊？”
我心里咯噔一下，消息传得可真快。这座小县城就是这样，屁大点事半天就能传遍半个城。
“没什么大事。”我说，“一点私事。”
小刘还想追问，被旁边的同事拽了一下袖子，她才讪讪地闭了嘴。
吃饭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李建国收到律师函会是什么反应。他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就倔，认准的事八头牛都拉不回来。当年他妈说让他离婚，他就离婚，连句挽留的话都没说，好像我跟女儿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说扔就扔了。
离婚后他很快又娶了一个，据说比他小八岁，是个外地来的女人。我后来再也没见过他，县城虽然不大，但三十年足以让两个不想见的人彻底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
直到昨天，他的母亲用一块墓碑，把我的名字又拽了回来。
律师函发出去的第三天，老周给我打了电话，说李建国那边回复了，他不同意铲名字，理由是刻名字是他母亲王秀兰临终前的遗愿，重刻墓碑会打扰逝者安宁，而且他母亲已经去世二十年了，墓碑存在了二十年，现在突然要改，他作为儿子，不能违背母亲的遗愿。
“他还说，”老周犹豫了一下，“你当年毕竟做过李家的儿媳，这是事实，刻‘儿媳’两个字没有歪曲事实。”
我气得手都在抖：“老周，你告诉他，我跟他离婚三十年，不是他李家的人三十年，他妈去世二十年，也就是说他妈死了十年之后，他把他妈坟刨了重新刻的碑，把那两个跟我没关系的人的名字刻上去的？他十年前刻的时候，难道不知道我已经跟他离婚二十年了吗？”
“这些我都跟他说了。”老周的声音很无奈，“他那边态度很强硬，他说你要告就去告，他宁可坐牢也不会动他妈的墓碑。”
“那就告。”我说，“我下午就去你那儿办手续。”
挂掉电话，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厂区发呆。纺织机的轰鸣声隔着玻璃传进来，嗡嗡嗡的，像蜜蜂在耳边飞。我想起三十年前从李家出来的那个雨夜，我抱着女儿，身上只有三百块钱和几件换洗衣服。我站在街边等公交车，女儿冻得直哭，我把外套脱下来裹住她，自己穿着一件单薄的毛衣，冷得浑身发抖。
那时候我就发誓，这辈子再也不踏进李家的门，再也不跟李家有任何瓜葛。
可现在，李家不来找我，我主动去找他们了。
不是因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