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了很久，最后我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这件事像一块石头扔进了水里，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波及到的人越来越多。
首先是苏静。她终于不装了，满世界找刘志诚，打遍了所有能打的电话，问遍了所有能问的人，都没有消息。她婆婆跑到她家来闹，指着她的鼻子骂：“你男人勾引我儿媳妇，你这个当老婆的是干什么吃的？”苏静没吭声，抱着孩子站在门口，脸色铁青。
然后是周明远的妈，老太太一个人在病房里照顾儿子，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还要应付来探病的亲戚朋友，每个人来了都要问一遍怎么回事，她就得说一遍，说一遍哭一遍，哭得眼睛都快瞎了。
还有苏婉的弟弟苏强，在深圳打工，听说姐姐的事之后连夜赶回来，到了镇上就开始喝酒，喝醉了就骂人，骂完苏婉骂刘志诚，骂完刘志诚骂周明远，骂得最狠的一次是在镇上小饭馆里，当着十几号人的面，说周明远活该，自己老婆都看不住，死了也是白死。这话传到老太太耳朵里，老太太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我夹在这些人中间，像个救火队员，这里劝两句，那里说几句，说的都是些没用的废话。我发现自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这些人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委屈，谁都不肯退一步。
公司里的同事渐渐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小陈是个机灵的姑娘，旁敲侧击地问了几次，我都搪塞过去了。这种事，怎么说？说我表妹跟妹夫搞在一起，闹得满城风雨？说我表妹夫气得脑梗住院，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些话，我说不出口。
有天下午，我正在整理档案，小陈突然凑过来说：“田姐，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你要是信得过我，就跟我说说，说出来心里好受点。”
我看着她那张年轻的脸，突然觉得很羡慕。她二十三四岁，刚结婚不久，老公是程序员，两个人买了套小房子，养了只猫，日子过得简单又幸福。她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有多脏，有多重，重到一个人根本扛不起来。
“没事，”我笑了笑，“就是家里有点事，过阵子就好了。”
她将信将疑地走了。我继续整理档案，手指机械地翻着纸页，脑子却跑到了别的地方。
我想起苏婉小时候有一次来我家玩，看到我书桌上摆着一本《红楼梦》，她翻了几页，指着里面一句话问我：“颖姐姐，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看了看，是那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我跟她说，就是说一个人太聪明了，算计得太多，最后把自己也算进去了。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把书放下了。
那时候她才十岁。
现在呢？她算计了吗？算计了谁？又把自己算计进去了吗？
我不知道。
一个月后，事情有了新的变化。
周明远出院了，但恢复得不好，左手左脚都不太灵便，走路一瘸一拐的，说话也含含糊糊的。他搬回了镇上，住在自己家里，他妈每天过来给他做饭洗衣。他开始走法律程序，要跟苏婉离婚。
苏婉始终没有出现，但委托了一个律师来处理。律师说苏婉同意离婚，什么都不要，净身出户。周明远不同意，他要苏婉赔偿，要她为做过的事付出代价。律师说法律上没有这个规定，周明远就拍桌子，拍得桌子上的茶杯都跳了起来，嘴里含含糊糊地喊着什么，脸涨得通红，他妈在旁边吓得直哭。
刘志诚也一直没有消息。苏静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说不等了，要跟刘志诚离婚。她婆婆又跑来闹，这次不是骂人，是求她，说看在孩子的份上，再给志诚一次机会。苏静没理她，把门关上了。
赵德生那边倒是没什么动静。他本来就是个做生意的，出了这种事，照样开门营业，照样跟人喝酒打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有人问他跟苏婉的事，他摆摆手说：“都是过去的事了，提它干嘛？”轻飘飘的，像拂掉桌上的一粒灰。
我有时候想，这件事里最惨的是谁？是周明远？是苏静？还是那两个孩子？周明远和苏婉没有孩子，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苏静和刘志诚的儿子才两岁多，什么都不懂，等他长大了，知道了这些事，会怎么想？
腊月里的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苏婉打来的，用的还是那个陌生号码。
“颖姐姐，我回来了。”
我一愣。“你在哪？”
“在姑姑坟前。我想见见你。”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天很冷，风像刀子一样割脸，山坡上的草都枯了，黄灿灿的一片。苏婉站在坟前，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头发散着，被风吹得乱糟糟的。她瘦了很多，脸小了一圈，颧骨突出来，显得眼睛更大了，大得有点吓人。
我走到她身边，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那个笑容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她的笑是甜的，现在是苦的，像黄连。
“你瘦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