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
我转身回了房间，把门关上了。
第十天，田勇带小曼回来吃饭。
小曼全名叫沈曼，在县医院当护士，个子不高，圆脸，说话的时候喜欢歪着头，看起来很乖巧。她第一次来家里的时候，我妈高兴得跟过年似的，杀了一只鸡，炖了一锅汤。
那天我也在。小曼看见我，笑了一下，叫了声“姐”。我应了，帮她倒了一杯水。
吃饭的时候，田勇说了买房的事。他说看中了城东一个新楼盘，三室一厅，九十万，首付三十万已经凑齐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很快又移开了。
小曼说“谢谢姐帮忙”。
我说“一家人，不用谢”。
小曼歪着头看我，忽然问了一句：“姐，你现在住哪儿啊？”
“我住公司附近。”
“租的房子？”
“嗯。”
“多少钱一个月？”
“八百。”
小曼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但我注意到她的眼神变了一下，从乖巧变成了某种我不太认识的东西。后来我想了很久，觉得那大概是——警觉。
一个离了婚、没有房子、没有家的姐姐，随时可能成为他们生活里的一个变量。
我没有怪她。换了我，我也会警觉。
在娘家住了半个月，我开始找房子。
不是不想住家里。是住不下了。
田勇的房子虽然还没交房，但他已经开始往家里搬东西了——新买的电脑桌、电竞椅、一套音响。他的房间塞得满满当当，走廊上堆着纸箱子。我妈说“你弟的东西多，你忍忍”。
我说“没事，我正好想搬出去，离公司近一点”。
我妈没挽留。
她说“也行，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搬走那天，我拎着两个行李箱，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客厅里，我爸在看电视，我妈在厨房里洗碗。田勇不在，上班去了。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茶几上那盘水果上，照在沙发垫子上的一个凹痕上——那是田勇常年坐着打游戏压出来的坑。
这个家里，从来就没有我的位置。
从小就没有。
搬进城中村那间出租屋的第一个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野猫叫春，听楼上住户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听隔壁房间电视机里传出的戏曲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像一锅煮烂的粥，稠得化不开。
手机里躺着几条微信。
陈磊的：“听说你搬出来了？住哪儿？”
我妈的：“颖子，你安顿好了给我说一声。”
田勇的：“姐，谢谢你。”
我回了我妈：“安顿好了，放心。”
回了田勇：“不客气。”
没有回陈磊。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是新买的，有一股洗衣液的味道，甜得发腻。我忽然很想念陈磊的那个枕头，上面有他的洗发水味道，淡淡的薄荷味。每次我失眠，就把他的枕头拽过来抱着，闻着那个味道就能睡着。
现在那个枕头大概已经被他扔了。
或者说，被另一个女人枕着。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找新的。我不敢问。不是怕知道答案，是怕自己知道以后，会后悔。
后悔当初那个“离就离”。
你看，人就是这样。做决定的时候觉得自己英勇无比，回头一看，不过是个笑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周而复始，像一台老旧的复印机，每天印出一样的文件，墨粉越来越淡，字迹越来越模糊。
公司在开发区，离我住的地方开车半小时。每天早上七点半出门，晚上六点半到家。中午在食堂吃，一荤两素，十二块钱。同事们都知道我离婚了，但没人当面问。小林偶尔会小心翼翼地试探，被我一个眼神挡回去。刘姐会在食堂多打一份红烧肉，拨一半到我碗里，说“你太瘦了，多吃点”。
老赵最沉默，只是每天早上在我桌上放一袋热豆浆，放下就走，一句话不说。
这些人，比我的家人更像家人。
十二月的一个傍晚，我在公司加班到八点，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停车场只剩我一辆车，孤零零地停在路灯下。
手机响了。是我妈。
“颖子，你弟的房子下来了，这周末办乔迁酒，你回来。”
“好。”
“对了，你弟说……你到时候带点东西来，算是添宅。不用太贵重，意思意思就行。”
“好。”
挂了电话，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路灯的光透过挡风玻璃照进来，照在我手上。我的手很干，指甲剪得很短，无名指上有一圈浅浅的白印——那是结婚戒指留下的痕迹，一年了还没消。
周末，我去了县城。
买了什么？一套床上用品，四件套，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