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来了。她上车，没再回头。
车尾扬起一道灰黄的烟尘，缓缓吞没了她的身影。
阿砚一直站着，直到烟尘散尽，直到槐树叶影在脚下挪动三寸，直到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像一道不肯愈合的伤口。
此后十年，音讯杳然。
村里人说，阿沅在县里念完高中，考上省城师范，毕业后分回县中学教语文；有人说她谈过恋爱，男方是县医院的医生，后来吹了；还有人说，她至今未嫁，一个人住在学校分的筒子楼里，阳台上种满茉莉和薄荷，每到五月，整条楼道都浮着清苦的香。
阿砚不信这些。
他信土地。
他留在村里，守着祖上传下的六亩三分地。他把地侍弄得极好：春播玉米与豆类间作，夏种水稻，秋收后翻耕沤肥，冬闲时修渠补堰。他学会看云识天气，听蛙鸣辨墒情，用指甲掐稻秆测成熟度。他成了村里最懂土的人——土性、土味、土脉，他闭着眼都能辨出三里内哪块地肥，哪块地板结，哪块地下埋着老树根须，哪块曾被山洪冲垮又人工垒起。
他娶了邻村姑娘秀莲。婚礼简单，一碗红糖水，两碟炒花生，拜过天地，就算成了亲。秀莲勤快，话不多，会纳鞋底，会腌酸菜，会在阿砚累极时默默端来一盆热水，蹲下替他揉脚。她从不问他槐树下埋过什么，也不问他为何每年清明必去镇上邮局寄一封没地址的信——信封上只写“林沅 收”，邮戳日期永远是四月五日，信纸空白，只盖一枚“已阅”的红色邮戳。
她知道，有些土，别人踩不进去。
阿砚也渐渐以为，自己真就在这片土里扎下了根。
直到去年深秋。
一场冷雨连下七日，田里积水难排，阿砚冒雨抢修东头排水沟。铁锹铲进泥里，突然“当啷”一声脆响，震得虎口发麻。他拨开烂泥，露出一角锈蚀的铁皮——是那只盒子。
盒盖已朽，轻轻一碰便散开。里面的东西早已霉变：信纸粘成黑褐色硬块，蓝布发卡只剩半枚铜扣，蜡笔画融成一片模糊的蓝紫，唯有那包紫云英种子，蜷在锡纸褶皱里，干瘪，却未腐。
阿砚蹲在泥水里，捧着盒子，浑身湿透，却感觉不到冷。
他忽然想起阿沅走前夜，他埋笔的地方，离这盒子不过三尺。原来十年光阴，并未把它们隔开多远。
他把盒子带回屋，用清水一遍遍冲洗，晾在窗台。夜里灯下，他撬开盒底夹层——当年他偷偷钉进去的暗格。里面静静躺着一张泛黄的纸片，是阿沅的字迹，墨色淡得几乎透明：
“砚：
若你挖到它，说明你还记得槐树、田埂、晒场，记得我辫子上的红绳。
我走了，但没带走我们的土地。它还在你脚下，也在我梦里。
别找我。若缘未尽，它自会引路。
——沅
一九八三年秋”
纸片背面，用铅笔极轻地画了一株紫云英：五瓣，茎细，叶如掌，根须蜿蜒，深深扎进虚线勾勒的泥土里。
阿砚盯着那画，盯了整整一夜。
天亮时，他烧了那张纸。火苗舔舐纸角，墨迹蜷曲、变黑、飘成灰蝶。他没哭，只把灰烬仔细收进一只空药瓶，瓶身贴着胸口，像揣着一小块冷却的炭。
三天后，他卖了两头猪，向村委会递交了土地托管协议——六亩三分地，全权委托给村合作社统一经营，期限十年。他签完字，把存折塞进秀莲手里：“你和娃，往后好好过。”
秀莲没拦，只问：“去哪儿？”
“找个人。”
“她若不认你呢？”
阿砚望向窗外——槐树光秃秃的枝杈刺向铅灰色天空，却已有微不可察的青痕，在向阳的芽苞里悄然浮动。
“那就帮她把地种回来。”
他去了县城。
在县中学后巷租下一间十平米的平房，窗对着操场。每天清晨五点，他提着水桶去操场边的老井打水，扫落叶，擦单杠，修松动的木凳。校工老张起初疑他图谋不轨，查了三天身份证，又托人打听，才知是“林老师从前村里的那个”。老张叹口气，递来一把旧扫帚：“扫吧。林老师带早读，七点二十下课。她习惯走西门。”
阿砚便扫。
扫梧桐落叶，扫雨后青苔，扫初雪薄霜，扫学生遗落的半块橡皮、一支断芯铅笔、一页撕碎的作文纸。他扫得极慢，极细，仿佛扫的不是地，而是时光的浮尘。
他果然见到了她。
那日骤雨初歇，空气清冽。阿沅穿着素色棉布裙，外罩米白针织开衫，发尾微卷，挽在耳后，左手无名指空着。她抱着一摞作业本匆匆走过西门，高跟鞋敲在青砖地上，声音清越。阿砚正俯身捡拾被风吹散的试卷，听见脚步声，没抬头，只把一张《春》的默写纸抚平，夹进自己随身带的旧笔记本里。
她经过时，一阵风掀动她鬓边碎发。他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