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从青石河上游来，掠过稻浪翻涌的南岗田，绕过老槐树虬结的枝干，穿过晒场边堆叠的玉米秆垛，最后轻轻掀动祠堂檐角褪色的蓝布门帘——那帘子底下，正坐着十七岁的林晚。
她没抬头，只用指尖捻着一截干枯的麦秆，在泥地上无意识地划着字：一个“林”，一个“陈”，中间被一道歪斜的横线拦腰截断。横线尽头，洇开一小片浅浅的水痕，不知是汗，还是别的什么。
今晚西林村放电影。
不是县里文化站派来的流动放映队，也不是乡广播站借来的旧机器。是陈砚舟自己扛回来的——一台二十一英寸的牡丹牌黑白电视机，外加一台嗡嗡作响的柴油发电机，还有一卷用胶带反复粘补过三次的《庐山恋》录像带。
他三天前骑着那辆掉漆的永久牌自行车，从县城回来。后座绑着电视，车把上挂着发电机，车筐里塞着两瓶白酒、三包大前门、一捆电线，还有半袋没拆封的白糖。进村时轮胎陷进东沟口的烂泥里，他推了两里地，裤脚沾满青苔与泥浆，左膝盖蹭破一大片皮，血痂混着灰土，结成暗红硬壳。可他站在村口老皂荚树下喘气时，笑得像刚分到自留地的头年春天。
没人信他真能放成。
“电视？黑灯瞎火的，谁看得清？”
“录像带？那玩意儿比收音机还金贵，他陈砚舟哪来的钱？”
“怕不是又哄晚丫头呢——上回说带她去县医院看眼睛，结果在卫生所门口买了根冰棍就打发了。”
话是这么说，可天还没擦黑，晒场就聚满了人。
孩子们赤脚跑来跑去，把刚铺好的芦席踩出一个个小坑；老太太们搬出竹躺椅，蒲扇摇得慢，眼神却亮得惊人；男人们蹲在发电机旁抽烟，烟头明明灭灭，目光不时扫向村口那条黄土路——他们在等陈砚舟。
林晚也等。
她坐在祠堂门槛上，背挺得笔直，左手按在右腕内侧。那里有道旧疤，细长，淡白，像一条冬眠的蚕。是十二岁那年，为抢回被村支书儿子扔进粪坑的课本，她跳下去捞，被漂浮的碎玻璃割的。陈砚舟背着她蹚过三道水渠送卫生所，一路颠簸，她咬着他后颈不敢哭，血顺着锁骨往下淌，滴在他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洇开一朵朵小小的、咸涩的花。
那之后，他再没让她独自走夜路。
哪怕后来他考上省城师范，她因眼疾辍学在家；哪怕他寒暑假回来，她已学会用竹篾编筐、用草茎打结、用指甲掐算节气；哪怕他每次递糖纸给她，她都只接一半，剩下半张攥在手心，等糖化尽了，才慢慢摊开——那半张糖纸，总被她压在炕席底下，和几粒晒干的野蔷薇种子、一张泛黄的粮票、一本缺页的《唐诗三百首》并排躺着。
她不说，但他知道。
他知道她右眼视力只剩零点二，左眼更差，看人脸要凑到半尺内才分得清眉目；知道她每到梅雨季，手腕旧伤就隐隐发麻，像有细针在皮下游走；知道她听见柴油机启动声会下意识缩肩——七岁那年，村办砖窑炸膛，气浪掀翻她家院墙，她躲在灶台下，听了一整夜金属扭曲的尖啸。
他也记得，自己第一次牵她手，是在小学毕业照那天。老师喊“一二三”，她睫毛颤得厉害，手心全是汗，他悄悄把她的手指一根根拢进自己掌心，像拢住一只受惊的雀。快门按下的瞬间，他没看镜头，只盯着她耳后一小片薄薄的、透光的皮肤。
后来他走了。
三年。
省城的信，每月一封，用蓝墨水写在横格纸上，字迹越来越瘦，越来越密，像藤蔓攀援着纸边生长。信里说教室窗外的梧桐落了几次叶，说食堂的茄子烧得比西林村的软，说他在图书馆抄完《飞鸟集》，发现最后一页夹着片银杏叶，脉络清晰得像她掌心的纹路。
她回信极少。
有时只画一幅画：田埂上两只并排的蜻蜓，翅膀透明，尾尖轻点水面；有时写一行字：“南岗田的稻子抽穗了，比去年高半寸。”
他把那些信折成纸船，放进校门口的喷泉池。纸船沉了又浮，浮了又沉，墨迹晕开，字句散成游动的蓝藻。
他没告诉她，自己退了两次婚。
第一次是县供销社主任的女儿，彩礼要三转一响，他当着媒人的面，把订婚戒指扔进村东的深井，“扑通”一声，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第二次是系里辅导员介绍的，姑娘是音乐系的，弹得一手好钢琴。他陪她听了一场肖邦夜曲，散场时雨下得急，他脱下外套罩住她头顶，自己淋得透湿，却在公交站台掏出本子，默写《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姑娘后来托人捎来一句话：“陈砚舟，你心里早住进一个人，我再好，也是借宿。”
他没辩解。
只是那年冬天，他揣着攒下的全部工资，买了台二手电视机，蹬着自行车，顶着腊月的大雪，往西林村赶。
车轮陷进雪沟三次，他推着走，冻僵的手指抠进冰碴里，指甲翻裂，渗出血丝。夜里在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