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贤良师”张角之女，她的人生本应是经学传家的素简，却在父亲振臂一呼的刹那，被卷入了席卷天下的洪流。
《后汉书·皇甫嵩传》仅以“角弟子亲属皆夷”寥寥数字概括黄巾余脉的结局，《三国志》注引的《典略》里，她的身影被淹没在“黑山诸帅”的名录中，仿佛一粒被历史风沙掩埋的碎玉。
然而，在河北民间的碑刻、魏晋文人的残篇里，这个女子的故事从未褪色。
若为这位乱世中的奇女子缀辑一张“专辑”，每一首“曲目”都是她踏过的烽火、藏过的柔肠，是那些被正史忽略的晨昏里，用血泪与坚韧谱写的生命长歌。
冀州巨鹿的夏夜，总带着麦秸秆燃烧后的暖香。
光和二年（公元179年）的七夕，九岁的张宁正蹲在父亲张角的书案旁，用朱砂笔在泛黄的《太平经》抄本上圈点。
案头的油灯忽明忽暗，映得她双丫髻上的红绒花微微颤动，也映着张角捻须沉思的侧脸——这位后来搅动天下的“大贤良师”，此刻还只是个游走乡野的医者，袖口沾着草药的青痕。
“阿宁，再唱一遍白日听来的调子。”
张角的声音带着笑意，手指在“乐者，天地之和也”的经文上轻叩。
少女立刻挺直脊背，脆生生开口：
“小麦青青大麦黄，谁家女儿哭断肠？爷娘饿死官仓满，早晚天公换帝王！”
唱到最后一句，她故意拖长音调，学着村里老妪讲古的模样，惹得张角朗声大笑。
这便是张宁记忆里最早的“歌”。
那时巨鹿的田野还未被饥荒啃噬，漳水两岸的农人日出而作，会在歇晌时听张角讲“太平气至”的道理。
张宁常跟着父亲走村串户，看他用艾草熏治疫病，用符水（后来考证实为草木灰消毒水）为孩童擦洗疮疤。
有一次在南和县，她见一个瞎眼老妇摸着墙根乞讨，怀里还揣着半块发霉的饼，便把自己的麦饼分了一半过去。
老妇摸着她的头叹：
“好闺女，将来定有大造化。”
那时的她不懂“造化”是什么，只知道父亲的书案上总堆着新抄的经文，夜里常有陌生的汉子来敲门，低声说“某县信徒已过千人”。
有次她半夜醒来，撞见父亲对着一幅《太平清领道》帛图落泪，图上画着五谷丰登的乐土，却被他用朱笔圈出“苛政猛于虎”五个字。
“阿宁，”
张角曾在月下对她说，
“这天下就像生了毒疮的人，光敷药不够，得剜掉腐肉才行。”
少女似懂非懂地点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她尚不知，父亲口中的“剜腐肉”，将是一场席卷八州的风暴，而她这株在经卷旁长大的幼苗，注定要在风暴中长成参天树。
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的冬至，巨鹿的街巷突然传遍了新的童谣：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张宁听见孩童们拍手传唱时，忽然想起父亲前几日把她的朱砂笔换成了狼毫，说“以后要写更重的字”。
那天夜里，她看见父亲的弟子马元义带着十几个精壮汉子，将一箱箱的兵器搬进后院的地窖，月光照在他们腰间的黄巾上，像一丛丛燃烧的火苗。
光和七年（公元184年）二月，甲子之期如约而至。
张角在巨鹿竖起“天公将军”的大旗，三十六方黄巾军同日起兵，旬月之间，天下响应。
张宁的人生在这一天被彻底改写——她不再是批注经文的少女，而成了义军口中的“圣女”，头上的双丫髻换成了黄巾，案头的《太平经》换成了军情简报。
“圣女”的称谓并非虚名。
在冀州大营，张宁做的第一件事，是将父亲传授的医术编成《太平救急方》，让军中医官按方配药。
她亲自带着女眷营的妇人熬制汤药，在伤兵营里，常有断了胳膊的少年兵哭着要娘，她便坐在榻边，哼起巨鹿的童谣，只是歌词换了：
“黄天护我儿，刀箭不伤身；待到太平日，回家看娘亲。”
有老兵说，圣女的歌声比符水还管用，听着听着，伤口好像就不那么疼了。
三月的广宗城下，张角誓师出征，张宁站在高台上，第一次以“圣女”的身份发表演说。
她穿着与父亲同款的赭黄战袍，腰间悬着张角赐的青铜剑，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三军：
“诸位兄弟，我们为什么要举旗？不是为了当官发财，是为了让爹娘能吃饱饭，让孩子能上学堂！”
说到激动处，她拔出剑指向洛阳方向，
“那城里的皇帝老儿，用我们的血汗养着宦官外戚，我们今天就要告诉他——百姓不是好欺负的！”
台下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