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权势稳固，而孔融仍在朝堂上直言不讳地批评曹操的政策，甚至公开反对曹操进位魏公。

    曹操认为，若不除去孔融，必成后患。

    他授意丞相军谋祭酒路粹诬告孔融，罪名有三：

    一是“招合徒众，欲规不轨”，称孔融与祢衡等人结党，非议朝政，曾说“我大圣之后，而见灭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指“刘”，暗指汉朝将亡，孔融欲取而代之）；

    二是“谤讪朝廷”，说孔融曾言“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借此攻击孔融违背孝道；

    三是“大逆不道”，指责孔融对孙权使者出言不逊，称“江东鼠辈，不足与谋”，有损朝廷威严。

    这些罪名中，“不孝”一条尤为致命。

    在以儒家伦理为根基的东汉社会，孝道是立身之本，更是治国之基，孔融被冠以“不孝”之名，瞬间从士林楷模沦为众矢之的。

    路粹的奏疏公布后，朝野震动，许多曾敬仰孔融的人也因“不孝”罪名而对他产生质疑。

    曹操顺势下令将孔融逮捕下狱。

    孔融入狱后，依旧不改其风骨，面对狱卒的审问，他神色坦然，一一驳斥诬告之词。

    他说：“我与祢衡相交，不过是谈诗论文，何来结党不轨？至于父子母子之言，不过是一时戏语，怎能断章取义，污蔑我不孝？”

    但在曹操的操控下，这些辩解都无济于事。

    不久后，曹操下令将孔融处死，时年五十六岁。

    临刑前，孔融望着天空，长叹道：

    “我不负汉室，只恨未能见中兴之日。”

    他的妻子儿女也未能幸免，一同被诛杀。

    此前，孔融的儿子九岁，女儿七岁，因年幼被寄养在亲戚家，得知父亲将被处死，儿女二人正在下棋，旁人劝他们逃走，男孩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这句话后来成为千古名句，展现了孔家子女的聪慧与从容。

    孔融之死，震动天下。

    当时的名士脂习曾抚尸痛哭：

    “文举舍我死，吾何用生为？”

    脂习因此被曹操逮捕，险些丧命，后因众人求情才得以释放。

    可见孔融的人格魅力之深，能让友人甘愿为其冒险。

    他的悲剧，既是个人性格的必然——过于刚直，不懂得在乱世中变通，坚守“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

    更是时代的缩影——建安年间，汉室衰微，群雄逐鹿，坚守道义的文人在强权面前，往往难逃被吞噬的命运。

    正如史学家范晔在《后汉书》中所说：

    “孔融高才倨傲，不能审时度势，终致祸败，悲夫！”

    孔融不仅是政坛上的斗士，更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代表。

    他与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玚并称“建安七子”，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评价：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

    这一评价既肯定了他的文学才华，也指出了其文风的特点。

    孔融的文章现存不多，却字字珠玑，充满个性。

    《荐祢衡表》是其代表作之一，文中极力推崇祢衡的才华，称其“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言辞恳切，尽显爱才之心。

    祢衡是当时的奇才，却因狂放不羁而被人排挤，孔融多次向曹操推荐，称“若衡等辈，不可多得，若陛下能用之，必能辅佐圣明，成就大业”。

    这份简表不仅展现了孔融的识人眼光，更体现了他对人才的珍视。

    《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则为营救被孙策囚禁的名士盛宪而作。

    盛宪字孝章，是当时的着名学者，因不愿依附孙策而被囚禁。

    孔融得知后，写信给曹操，以“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打动曹操，劝其出手营救。

    文中写道：“孝章存，则天下士林有所归心；孝章亡，则天下士林皆失望。”

    曹操被孔融的言辞打动，派人前往江东营救，虽因孙策已杀盛宪而未能成功，但这篇文章却流传千古，成为劝喻文的典范。

    他的议论文锋芒毕露，充满批判精神。

    在《难曹公表制禁酒书》中，他不仅驳斥了曹操的禁酒理由，更借题发挥，指责曹操专权：

    “曹公禁酒，非为民生，实为固权耳。”

    这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在当时的文人中极为罕见。

    他的书信则洒脱自然，如《与王朗书》中，他与王朗探讨时局，既表达了对乱世的忧虑，又不失乐观：

    “虽天下大乱，然正道不泯，只要我辈坚守，终有澄清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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