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检察长把我叫进办公室，合上那份报告，说：“小陈，这个人，不能走证人程序。”
“为什么？”
“他不是普通证人。”他顿了顿，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加密文件，推过来，“你看这个。”
那是公安部2015年下发的绝密级内部通报，代号“青鸢计划”。内容只有一段：
“代号‘青鸢’之卧底人员，于2014年10月潜入‘梧桐社’犯罪集团核心层，任务周期预计36个月。该人员真实身份仅限公安部刑侦局、省厅技侦总队、市局分管副局长三级知悉。其一切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接触涉案人员、获取证据、制造合理怀疑等，均视为职务行为，不受现行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约束。注：‘梧桐社’对外以‘梧桐湾文旅开发有限公司’为壳，实际控制人姓名暂未查明。”
我盯着“青鸢”二字，指尖发冷。
“林砚舟，就是青鸢。”
检察长看着我：“所以，他交出来的证据，不能作为指控周振国的直接依据。因为——他当时的身份，是‘梧桐社’安插在周振国身边的‘联络员’。换句话说，他参与了部分犯罪环节的设计与执行。哪怕只是演戏，法律上，也构成共同犯罪预备。”
我喉咙发紧：“那视频呢？”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第一条：以暴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根据。”他目光锐利，“他怎么拿到的？谁给他的拍摄权限？摄像头是谁安装的？这些，他都没说。我们无法证明取证合法性。”
我沉默良久，问：“如果他愿意转为污点证人呢？”
“可以。”检察长点头，“但条件苛刻：第一，必须如实供述本人全部涉案事实；第二，须指认同案犯至少三人以上；第三……”他停顿数秒，“须当庭指证周振国，并承担伪证刑事责任风险。”
我走出办公楼时，雨下得很大。手机震了一下，是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陈检察官，我知道你在查我。
我不是不想说。
是说了，你们也抓不住他。
——林”
——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城西废弃的胶片厂地下室。
他提前半小时到了，坐在一张蒙尘的旧木桌旁，桌上放着一台老式贝尔尼尼胶片放映机，旁边堆着十几盒黑色胶卷盒。见我进来，他起身，从最上面一盒里抽出一卷，放进放映机。
“这是苏晚晴拍的。”他说，“她喜欢用柯达Tri-X 400，黑白，高反差。她说，真相从来不是彩色的。”
灯光熄灭。银幕亮起。
画面抖动，颗粒粗粝。是梧桐湾老街的黄昏。苏晚晴举着相机，镜头扫过糖炒栗子摊升腾的热气，扫过修鞋匠布满裂口的手，最后，停在一家叫“栖迟”的咖啡馆橱窗上。玻璃映出对面写字楼的倒影——而倒影里，一个穿藏青风衣的男人正走进旋转门。林砚舟暂停画面，用激光笔点住那人左耳后方一颗浅褐色小痣。
“周振国。”他说，“那天，他去见‘梧桐社’的财务总监。而苏晚晴，只是想拍一组‘城市褶皱’主题作业。”
银幕暗下。他没开灯，只点燃一支烟。火光映亮他半边脸，下颌线绷得很紧。
“她不知道自己拍到了什么。可有人知道。”他吐出一口烟，“三天后，她收到一条彩信——就是她拍的这张照片，但多了个红圈，圈住周振国的耳朵。下面一行字：删掉，或消失。”
我问：“你劝她删了吗？”
他摇头，烟灰簌簌落下：“我让她报警。她笑了，说‘陈检察官那么厉害，连周支队长都敢查，我怕什么？’”
我喉头一哽。
“她给你打过电话。”我说，“23:47那通。”
“嗯。”他声音哑了，“她说，她把照片传到了云盘，设了双重密码。还说……”他忽然停住，手指用力按灭烟蒂，“算了。”
我没追问。有些话，不必说尽。
后来我查了苏晚晴的云盘——空的。服务商回复：该账户于2017年10月12日00:03被远程注销，操作IP属地为市局内网。
而当天值班网安科负责人，正是周振国的妻弟。
——
第三次会面，他带我去了梧桐湾码头。
退潮后的滩涂腥气浓重，淤泥裹着碎贝壳，在暮色里泛着冷光。“海鸥号”早已拆解，只剩锈蚀的龙骨半埋在泥里。他蹲下身，用折叠刀撬开一块松动的钢板，底下露出半截暗红色橡胶管——直径约三厘米，内壁有螺旋纹路，接口处残留着干涸的暗褐色污渍。
“高压清洗机的排水管。”他低声说，“案发前一周，‘海鸥号’被租给一家‘船舶清洁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