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沿着铁路边的土路往南走，走了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便拐进一片河滩旁的柳树林。春意盎然，柳条刚刚抽芽，嫩绿得发亮，就像是一串串没来得及挂上的帘子，在春风吹拂之下不断摇曳。“这地方咋样？...胡春生话音刚落，办公室里掌声未歇，汪新却忽然往前半步，脚跟一磕，行了个标准得近乎刻板的军礼——那是他父亲教的，小时候在部队大院里，汪永革手把手教他抬臂、落肘、绷腕，说礼不是形式，是心到。此刻他喉结上下滚动，嘴唇微张又闭上，没出声，可那眼神像被火燎过，直直钉在马魁脸上，灼得人发烫。马魁身形一顿，目光缓缓落在汪新肩章上，又慢慢抬起，与他对视。十年光阴劈开两道人生：一个在铁窗后数砖缝里的霉斑，一个在阳光下长成挺拔青年。马魁没还礼，只是微微颔首，右手不自觉地抬至左胸，按了按——那里空荡荡，没有勋章，只有一颗跳得极沉的心。“汪新。”马魁开口，声音低哑，像砂纸磨过旧木，“你爸……他最近还好？”汪新喉咙一紧，差点呛住。他张了张嘴，想说“好”，可昨夜回家时父亲正蹲在院门口修那辆掉漆的二八自行车，扳手卡在锈死的螺母里，他反复拧了十七下，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却始终没抬头看儿子一眼。那辆自行车，是马魁当年亲手送他的十六岁生日礼。“……挺好的。”汪新终于挤出三个字，手指悄悄攥进掌心。陆泽适时上前半步，笑着接话：“马师傅，您这身警服真精神！肩章上的星都亮得能照人。”他语气轻松，却把话题轻轻拨开，顺势从胡春生手里接过两本崭新的《铁路乘警执勤手册》，递向马魁，“刚印出来的，封皮还烫手呢。”马魁接过手册，指腹摩挲着硬质封皮，封面烫金的警徽在顶灯下泛出一点冷光。他垂眸，看见内页扉页上用蓝黑墨水写着一行小楷：“赠马魁同志——哈城铁路公安处，一九八三年三月”。日期底下，还有一行更细的小字：“补发，1973—1983”。空气静了半秒。老蔡咳了一声，拍拍身边年轻人肩膀：“小年，去把饮水机那边的保温桶拎来，马师傅喝口热茶。”蔡小年应声而去，脚步轻快，像是怕踩碎什么。胡春生趁机清了清嗓子：“行了，规矩我再重申一遍——马魁同志即日起恢复正式编制，职级暂定副科级，待遇比照原岗补发。他带的这两个徒弟，汪新、陆泽，从明早六点零五分K42次列车开始，全程跟班，记考勤，写日志，遇事先汇报，不得擅自处置。尤其——”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马魁，“老马，你带徒弟，不是带兵，别一上来就罚站三小时、抄规章二十遍。咱们现在讲科学带教，懂？”马魁嘴角扯了扯，没笑出来，只应了声：“懂。”散会时天已擦黑。众人陆续离开，唯独汪新落在最后，站在门框阴影里没动。马魁收拾完桌上几份文件，抬头见他还站着，便将手中那本《执勤手册》合上，放在桌角。“有话？”马魁问。汪新深吸一口气，从裤兜里掏出个旧铁皮糖盒，盒盖边缘磕得发白，上面印着褪色的“大白兔”字样。他打开盒盖，里面没糖，只有一枚黄铜纽扣——四粒，圆头，背面刻着极细的“哈局·七三”字样。“我爸让我交给您。”汪新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他说……您当年走的时候，衬衫上少了一颗扣子，他找遍整条站台都没捡着。后来自己攒钱打了这四颗，一直留着。”马魁盯着那枚纽扣，手指悬在半空，迟迟没碰。窗外梧桐枝影被风推着晃动，在他脸上投下明明灭灭的暗痕。他忽然想起十年前那个暴雨夜，汪永革浑身湿透闯进拘留室，把一包烤得焦脆的韭菜盒子塞进他手里，油纸被雨水泡软，馅儿漏出来沾在铐着镣铐的手腕上。汪永革什么也没说，只狠狠瞪着他，眼眶通红，像一头被逼到绝路的狼。“他……咳过吗？”马魁突然问。汪新一怔。“你爸。”马魁盯着他眼睛，“夜里躺下，是不是总咳？像破风箱拉到底？”汪新瞳孔骤然收缩。他猛地想起昨夜父亲蜷在藤椅里咳嗽时，后背弓起的弧度，像一张拉满又松弦的旧弓；想起母亲偷偷把止咳糖浆混进蜂蜜罐，骗父亲说是“养胃的”；想起自己上周在药房柜台后，看见父亲用皱巴巴的粮票换止咳水时，那枚被汗浸得发软的粮票上，还沾着一小片干涸的血痂。他喉头哽住，点头的动作僵在半途。马魁闭了闭眼，再睁开时，伸手拿过糖盒，将纽扣连盒一起揣进警服内袋。动作很慢，仿佛那盒子重逾千斤。“明早六点零五分，站台三号检票口。”他转身拿起挂在衣帽架上的旧式警用帆布包，拉链“刺啦”一声响，“别迟到。也别……替你爸瞒着。”汪新没应声，只默默看着马魁推门而出。走廊尽头，男人背影挺直如初春新抽的桦树，可右肩在路灯下微微耸动了一下，像扛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同一时刻，铁路工人院东区二单元四楼。马燕正踮脚站在凳子上，擦拭客厅墙上那幅蒙尘的全家福。相纸泛黄，边角卷曲，照片里她约莫六岁，扎着歪斜的羊角辫，被母亲王素芳紧紧搂在怀里。而父亲马魁穿着笔挺的铁路制服，胸前别着“先进工作者”红花，一手搭在妻子肩上，另一只手——正牵着幼小的她。那手指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极短，指腹有层薄茧。马燕擦到父亲手腕处时，忽然停住。照片里那只手，腕骨上方隐约可见一道浅褐色旧疤，弯弯的，像半枚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