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那几个月，确实有起色。
乡里有一些基建工程，附近村庄也有盖房、修路的需求，多少能接到一些零散单子。赵哥在外头拼命跑，把能联系的老客户、老朋友都联系了一遍，靠着以前的情面，硬是拉回来不少活。张哥技术扎实，切出来的石材规整，厚度均匀，很少出次品，客户反馈都还不错。姑父起早贪黑，夜里就睡在厂里，从来没出过一次丢失材料、损坏设备的事。
最难的是阿梅。
她一个女人家，要管一整个加工厂，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把家里安顿好，再匆匆赶到厂里。工人的出勤、材料的进出、日常的开销、零零碎碎的账目，全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以前她连算账都不太熟练，那段时间，硬是逼着自己学会了记账，学会了跟人讨价还价，学会了面对各种难缠的人和事。
有时候工人闹情绪，她要劝；
有时候材料不够，她要急着联系；
有时候乡里来人检查，她要陪着应付；
晚上回到家，还要照顾我，给我擦身、翻身、端水喂药，等我睡下，她才能拖着疲惫的身子，在灯下一笔一笔对账，常常到后半夜才合眼。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好几次，我跟她说：“实在不行，就算了，别把自己累垮了。”
阿梅总是擦擦额头的汗，勉强笑一笑：“没事，我还撑得住。只要厂子能转起来，你有点盼头，再累我也愿意。”
姑父也是，从不说苦，不说累。
夏天天热，厂房里密不透风，温度高得吓人，他一趟趟提水、扫地、整理废料，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背上一层白花花的盐渍。冬天天冷，寒风往骨头缝里钻，他依旧守在厂门口，夜里起来好几次，绕着厂子转一圈，生怕有什么闪失。有人劝他：“你这么大年纪了，何必跟着遭罪？”他只说：“我侄子难，我不帮他，谁帮他？”
张哥则是一门心思扑在机器上。
旧设备毛病多，动不动就出故障，一停就是损失。他常常一头扎进机器堆里，一身油污，满脸灰尘，一修就是大半天，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跟我说：“哥，机器就是咱们的饭碗，机器转着，咱们就有饭吃，机器停了，咱们就都喝西北风。
赵哥更是里外操劳，跑前跑后。
他自己家里也有一摊子事，却把大半精力都放在我这个厂上。有时候为了一个单子，要跑好几趟，陪人说话，看人脸色，受多少委屈，他从不跟我多说，只是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个信：“没事，又拿下一个活，咱们慢慢熬，总会好起来。”
那段日子，虽然苦，虽然难，可我心里，却第一次有了一点微弱的希望。
我常常坐在轮椅上，被人推到厂房门口，看着机器运转，看着工人忙碌，看着阿梅、姑父、张哥进进出出的身影，心里默默告诉自己：你看，还有人帮你，还有人信你，你不能再消沉下去。
我以为，只要我们几个人齐心协力，省吃俭用，踏实肯干，总有一天能把外债还上，总有一天能把日子慢慢过回正轨。
可现实，终究还是比想象残酷得多。
我们咬牙坚持，一晃，就是整整一年。
这一年里，所有人都拼尽了全力，没有一个人偷懒，没有一个人抱怨。可石材市场，却在悄无声息间，一天天萧条下去。
附近新开的石材厂越来越多，互相压价，利润被挤得越来越薄；外地的石材大量涌入，价格更低，款式更多，我们本地青石的优势，一点点消失。很多以前的老客户，要么转向更便宜的外地料，要么干脆停工观望，单子越来越少，越来越小。
有时候好不容易接到一个活，刨去材料、人工、电费、机器磨损，几乎剩不下什么钱，甚至干得多，亏得多。
更难的是管理。
我人在轮椅上，很多事只能听、只能问，没法亲自盯着。厂里大大小小的事，全靠阿梅一个人撑着。她为人实在，心肠软，工人偷懒、浪费材料、拖延工期，她不好意思说重话；有些熟人拉关系、走后门，想少给钱多拿货，她也拉不下脸拒绝。
加上厂子本身底子薄，设备老化严重，维修成本居高不下，资金周转越来越紧张。进来的钱，刚到手，就要拿去还账、买料、发工资，手里永远留不住余钱。有时候连电费都要拖几天，原材料更是常常断档，机器开开停停，生产根本没法稳定。
赵哥在外头跑得越来越吃力，脸色也越来越沉重。他一次次跟我说：“兄弟，不是咱们不努力，是市场实在不行了。大环境就这样，小厂子硬扛，扛不住的。”
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这一年，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尽力了。
阿梅尽力了，姑父尽力了，张哥尽力了，赵哥也尽力了。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