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L研发中心，二号实验室，灯亮了两天两夜。
技术总监卡尔带了三十名工程师，写代码，改算法。
范德贝尔推门进去。屋里全是咖啡味，卡尔眼睛满是红血丝。
范德贝尔走过去，敲了敲桌子。
“七月十号听证会，在那之前，这套算法必须替换掉。”
卡尔没抬头，敲击键盘：“我们在重构光路模型，绕开那五项专利。工作量很大。”
范德贝尔没接话，转身出了实验室。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七月六号凌晨。
测试报告出来了，打印机吐出十几页纸。
卡尔拿着报告去找范德贝尔。报告放在办公桌上。
范德贝尔翻开第一页，看数据。
卡尔说：“替代算法跑通了，但反射镜面控制精度下降了百分之四十。”
范德贝尔问：“后果是什么？”
卡尔说：“光源无法聚焦，散了。达不到极紫外光的曝光要求，这台机器废了。”
范德贝尔把报告合上，扔在桌上。
七月七号。
法务总监拿来三份传真。
台积电、三星、英特尔——三家客户发来的催告函。
内容大同小异：九月十五号量产交付日不能变，如果延期，按合同走违约赔偿程序。
范德贝尔把传真压在键盘底下，打给生产主管韦伯。
“蔡司的反射镜组到了没有？”
韦伯说：“到了两套。但算法没解决，装上去也没法调试。”
范德贝尔挂了电话。
洛杉矶，莫里斯律师事务所。
麦佳佳坐在会议室，莫里斯拿出一份和解意向书。
麦佳佳看了一遍，拿起笔，把赔偿金额那一栏划掉。
莫里斯问：“不要钱？”
麦佳佳说：“张总交代的，不要钱，要技术参数。”
她在意向书空白处加了一行字。
“要求ASML公开EUV设备的反射镜面镀膜技术参数，作为评估侵权损失的依据。”
莫里斯看了一眼，照办，发去荷兰。
七月八号，和解意向书到了范德贝尔桌上。
法务总监站在旁边：“对方提出和解。”
范德贝尔看了要求，把意向书扔进碎纸机。
机器嗡嗡响，纸变成条。
范德贝尔说：“镀膜参数是蔡司的核心机密，公开了等于把底牌交出去。拒绝。”
法务总监点头，出去了。
消息传回美国，和解破裂。
纳斯达克开盘，ASML股价直线下跌。
华尔街的机构开始抛售。摩根士丹利把评级下调为卖出，高盛跟进。
香港，中环。
陈默坐在电脑前，盯着屏幕。
ASML股价跌破三十美元，二十九块五。
陈默敲击键盘，平仓。
三倍杠杆，四百万本金，账面资金变成两千八百万美元。
陈默拿起手机，打给张红旗。
张红旗在后海院子里，大槐树下。
“张总，平仓了，两千八百万。”
张红旗说：“钱留在香港账户，等下一步指令。”
挂了。
七月九号，范德贝尔打给华盛顿。
找美国商务部副助理部长。电话接通。
范德贝尔说：“禁令影响了英特尔的产线升级，商务部能不能出面协调？”
副助理部长打官腔：“政府机构无权干预ITC的独立裁决，这是法律程序，我们帮不上忙。”
电话挂断。范德贝尔坐在椅子上。
同一天，洛杉矶，加州中区联邦法院。
麦佳佳把一份申请书递交上去。
申请强制执行程序。
基于ITC的临时排除令，要求查封ASML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包括圣何塞分公司的账户、仓库里的备件、测试设备。
法官看了申请书，签了字，盖了章。
下午三点，联邦法警拿着封条去了圣何塞。
彼得·克莱恩站在大厅，看着法警在服务器上贴封条，在仓库门上贴封条。
他打给费尔德霍芬。
“资产被查封了，账户冻结了，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范德贝尔听完，把电话放下。
七月十号，听证会，明天。
张红旗在煤市街的院子里。陈默推门进来。
“钱老那边来信了。”
张红旗接过信封，拆开。
里面是一张光盘。
陈默说：“钱老用我们的算法，把蔡司的镀膜参数逆推出来了。这是模型数据。”
张红旗把光盘放进抽屉，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