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湍急，因连日下雨而变得浑浊，咆哮着冲向远方。两岸是陡峭的石壁，长满了青苔和灌木，唯一的木桥被民团拆了，只留下几根晃悠悠的铁链，铁链上还挂着些破碎的木板，在风中摇晃。护卫老张刚抓住铁链想过河，就被对岸的喊声喝住：“站住！干啥的？”
李天保心里一紧，按捺住拔枪的冲动，示意大家别动。让李禄渊回话：“我们是做山货生意的，从印江来，想去枫香溪赶集，卖点药材和兽皮。”对岸的人沉默了片刻，扔过来一个火把，火光跳跃中能看见几个背着枪的人影，穿着和省军不一样的灰色军装，帽檐上没有青天白日徽，反而有颗红布缝的五角星。
“是红军！”李禄渊低声说，眼里闪过一丝兴奋。李天保定了定神，大声喊道：“我们是印江来的李天保，带弟兄们反抗省军两年了，想找冉少波军师，也想找红军老总聊聊合作的事！”
对岸沉默了更久，终于有人回话：“等着！”没过多久，一艘木船从下游划来，船头站着个挎枪的年轻人，看起来不过十八九岁，脸上还带着稚气，眼神却很警惕，像山林里的小豹子。“我是红军交通队的王勇，你们有啥凭证？”
李天保解下腰间的虎头刀递过去：“这是我的信物，印江李天保，带弟兄们打了两年省军，你们可以去问冉少波，他认识我。”王勇接过刀看了看，刀鞘上的虎头虽然磨损，但依然威风，刀柄缠着防滑的布条，显然是常用的兵器。他又打量他们半天，才让他们上船：“贺军长吩咐过，各地神兵来联络，都要好好接待。但丑话说在前头，到了根据地要守规矩，不许带神符，不许搞迷信活动，咱们红军不信那套。”
船在湍急的河水中颠簸，木桨划水发出“哗哗”的声响。李天保望着两岸掠过的黑影，心里七上八下。他听说过红军“废除迷信”的说法，担心自己带的两个老护卫会惹麻烦——老张贴身藏着张“平安符”，那是他婆娘求来的。李天保悄悄碰了碰李禄渊，使了个眼色，李禄渊会意，走到老张身边低声说：“把你身上的符收起来，到了那边别拿出来，免得误会。”老张不情愿地摸了摸胸口，还是把符纸掏出来塞进了包袱深处。
到了对岸，王勇带着他们往枫香溪走。越靠近村寨，越能听见整齐的口号声：“一二一！一二一！”声音洪亮有力，在山谷里回荡。月光下，村口的空地上有两队人在练队列，一队穿着灰色军装，步伐整齐划一；另一队穿着杂色布衣，有粗布短褂，有打补丁的长衫，但步伐同样整齐，口号同样响亮。
“那是冉少波的神兵，正在跟红军一起训练。”王勇指着队伍说，“左边带队的就是冉少波师长，他现在是咱们黔东纵队的师长了；右边是红军的贺炳炎团长，打仗可厉害了。”
李天保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冉少波穿着和红军一样的灰色军装，袖口磨破了边，正用树枝在地上比划着什么，围在他身边的神兵们听得聚精会神，时不时点头。没有焚香，没有念咒，更没有神符，可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他许久未见的精气神，眼神里有光，那是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未来的信心。
走到村口，迎面撞上几个挑着担子的百姓，有白发苍苍的老汉，有中年妇女，筐里装满了红薯、玉米和蔬菜。“王同志，给红军送点口粮！”百姓笑着打招呼，热情得像是走亲戚，还顺手递给王勇一个烤红薯：“刚从灶里掏出来的，热乎着呢。”李天保愣住了——他带神兵打仗两年，从没见过百姓对队伍这么亲近，连当初最支持他们的村寨，送粮时都带着几分畏惧，生怕惹祸上身。
“红军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吃的用的都给现钱，还帮着种地、修房子。前几天张大爷家的屋顶漏了，红军战士二话不说就帮忙修好了。”王勇看出他的惊讶，咬了口红薯笑着解释，“贺军长说，军队和百姓就该像鱼和水，离了水的鱼活不成，离了百姓的军队也打不了胜仗。”
进了村寨，王勇把他们领到一间瓦房：“你们先歇着，明天我带你们见贺军长。”瓦房收拾得干净整洁，窗户糊着新纸，地上扫得一尘不染。桌上还摆着油灯和几本小册子，封面上写着《红军三大纪律》《怎样打游击战》。李天保拿起《红军三大纪律》翻看，虽然识字不多，但“不拿百姓一个红薯”“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的字句，让他心里莫名一暖。他想起自己队伍里偶尔发生的抢百姓东西的事，每次都只是打骂一顿，从未真正当回事。
夜里，李天保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窗外传来红军战士唱歌的声音，歌词听不懂，调子却很昂扬，充满了力量。他想起天池坪的困境，想起弟弟的死，想起百姓送粮时的眼神，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一直坚持的“神符救国”，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那些所谓的“刀枪不入”，不过是自欺欺人；那些“神仙保佑”，从未挡住过一颗子弹。
第二天清晨，李天保被嘹亮的号声叫醒。那号声清脆有力，划破了村寨的宁静。走出房门，只见红军和神兵们已经在空地上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