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乔站在火车站台上，手里拎着一个旧皮箱，风把她的头发吹得有些乱。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干部服，胸前别着一枚红星厂的厂徽，脚上是一双黑皮鞋，擦得锃亮。
站台上人来人往，送行的人比坐车的人还多。王秀兰站在她面前，老泪纵横，拉着她的手不松开。
“妈，我就是去省城开会，又不是不回来了。”林乔笑着说，但眼眶也红了。
“开会？开啥会要带皮箱？”王秀兰不信，“你是不是要调走了？”
林乔没有说话，只是抱了抱王秀兰，在她耳边小声说了一句：“妈，等我安顿好了，接你去省城住。”
王秀兰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
林大柱站在旁边，还是那副沉默寡言的样子，但他的手在微微地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林乔手里，只说了一句：“到了再看。”
火车鸣笛了，林乔拎起皮箱，跳上了车。她找到自己的铺位，把皮箱放好，推开窗户，探出头去。
站台上，王秀兰哭成了泪人，林大柱扶着她，朝林乔挥了挥手。
“爸、妈，回去吧！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
火车开了，站台一点一点地往后退，王秀兰和林大柱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两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深秋的薄雾里。
林乔关上窗户，在铺位上坐下来，打开林大柱给她的信封。
里面是一张十块钱的纸币，和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纸条上写着四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林大柱写的——“好好干，别给咱家丢人。”
林乔攥着那张纸条，眼泪终于忍不住了，一颗一颗地掉在纸条上，把墨迹洇开了一点。
她赶紧用袖子擦了擦，把纸条小心地折好，放进上衣口袋里。
省城比几年前更大了，楼更高了，车也更多了。
林乔从火车站出来，打了一辆出租车——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满大街都是。她报了地址，司机是个健谈的中年人，一路上说个不停，说省城这几年的变化，说物价涨得多快，说他儿子考上了大学。
林乔听着，偶尔应两句，眼睛一直看着窗外。
省物资局搬了新楼，一栋八层的灰白色大楼，比老楼气派多了。林乔在大门口登了记，坐电梯上了六楼，敲开了局长的门。
局长姓周，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以前是省机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林乔跟他打过几次交道，不算太熟，但也不算陌生。
“林乔同志，欢迎欢迎。”周局长站起来，跟她握了握手，“坐吧，坐下说。”
林乔在沙发上坐下来，从皮箱里拿出一沓材料，双手递过去：“周局长，这是红星厂物资改革的经验总结，请您过目。”
周局长接过材料，没有看，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上，看着林乔，目光里有几分赞赏：“你在红星厂干了十年，从采购员干到副厂长，不简单啊。”
“周局长过奖了，都是组织培养和同志们支持。”
周局长摆了摆手：“别谦虚了，你的情况我都了解。省里这次调你来，是想让你负责全省的物资流通体制改革工作。这个担子不轻，你有没有信心？”
林乔坐直了身体，目光坚定：“有。”
周局长笑了：“好，我就等你这句话。下周一报到，办公室在七楼，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林乔从物资局大楼出来，站在台阶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秋天的风凉丝丝的，带着一股桂花的香味。她把手插进裤兜里，看着马路上车来车往，心里头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从红星厂到省城，从采购员到副厂长，从副厂长到省物资局的处长，这十年的路，她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每一步都不容易，每一步都算数。
她没有急着回招待所，而是去了工业大学。
林远已经毕业好几年了，但林乔还是喜欢来这儿转转。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看着那些背着书包匆匆走过的年轻学生，她想起林远当年背着那个绿书包的样子，嘴角不自觉地翘了起来。
校园里多了很多新楼，以前的老食堂拆了，盖了一栋五层的教学楼。操场边上那排梧桐树还在，比十年前粗了一圈，叶子已经开始黄了，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
林乔在操场边的长椅上坐下来，看着学生们打篮球、跑步、聊天，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些年的事。
想起一九七五年那个秋天，她坐在昏暗的仓库里考试，头顶的灯泡晃晃悠悠的，试卷被汗水洇湿了一个角。
想起庞德明面试时问她的那个问题——“生产线等着用的配件，供应商说没货，你怎么办？”
想起第一次去省城出差，住在国营招待所里，一个晚上一块二毛钱，床单硬得像砂纸。
想起那三台c618车床，想起林大柱站在车床前，脸上难得露出的笑容。
想起庞德明调走时拍着她的肩膀说“好好干，别给我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