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户部都挑不出半个错字。”王嶟怔住。“本官不选猛将，选的是匠人。”杨思忠声音低沉下来，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笃定，“匠人做活，不问为何而做，只问如何做得无懈可击。汪琼，就是这样的匠人。让他去暹罗，他不会闹脾气，不会写万言奏疏诉苦，更不会半道上折返京师告御状——他会把使馆建在湄南河畔最宜耕种的坡地上，会请当地高僧为使团诵经祈福以安民心，会在第一年就教会暹罗工匠用蒸汽压模铸铜钱，并把样币拓片连同详细工艺图一并快马送回鸿胪寺。”他顿了顿，指尖在案头《暹罗国志》封皮上缓缓划过，留下一道几乎看不见的浅痕。“更重要的是……他懂分寸。”王嶟心头一凛。“他知道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什么该争，什么该让；什么该写进奏疏，什么该烂在肚子里。他会把暹罗王庭每一次宴饮的菜单、每一匹进贡丝绸的经纬、每一艘商船的吃水深度，都记在三本账册里——一本呈内阁，一本存鸿胪寺，一本锁在自己箱底。三十年后有人翻查旧档，仍能凭这三本账，复原出当年湄南河畔的月色。”烛火噼啪爆开一朵灯花。王嶟终于明白杨思忠为何深夜至此。这不是荐人，是布子。一颗看似无用的闲子，却偏偏卡在所有关键脉络的交汇处——通政司知章奏流转，鸿胪寺晓四夷情伪，吏部掌黜陟大权，而汪琼，恰是那根穿起所有线索的丝线。“部堂……真要启用此人？”“即刻拟文。”杨思忠从袖中取出早已备好的敕谕草稿，墨迹犹新，“着汪琼为正使，赐四品服色，兼领通政司衔，统筹暹罗使馆筹建、驿路勘定、海舶调度、译员遴选诸事。另拨户部银五万两，工部协办工匠三十名，兵部遣哨探六人随行。”王嶟接过敕稿的手微微发颤：“这……权限未免过大。”“不大。”杨思忠摇头，“若连这点权限都兜不住，他就不配去暹罗。”他走到门边，忽又驻足：“王卿，本官还有一事相托。”“部堂请讲。”“待汪琼离京那日，烦请鸿胪寺备酒三爵。一爵敬他三十年谨守本分，二爵敬他此去万里不辱国体，第三爵……”杨思忠唇角微扬，笑意却如刀锋淬寒，“敬他若真能在暹罗站稳脚跟，将来或可为我大明，在南洋辟出第二条‘海上茶马古道’。”王嶟躬身应诺，脊背却绷得笔直——那第三爵，分明不是敬汪琼，是敬一个尚未落笔却已呼之欲出的局。杨思忠走出鸿胪寺时，更鼓正敲四更。街巷空寂，唯见北斗低垂，勺柄直指南方。他仰首凝望良久，忽然想起少年时读《汉书》，见班超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那时他嗤之以鼻，以为狂生妄语。如今方知，真正的大志，未必在掷笔之时，而在捧起那一叠无人愿接的旧档，在誊抄第三遍《暹罗税则》时，在把第五份使团名录上的错字逐个圈出时，在明知此去无归期，却仍于临行前夜，亲手将母亲灵位擦得纤尘不染，供在祠堂最深处。马车启动，辘辘声碾碎夜色。杨思忠闭目靠在车厢壁上，恍惚看见汪琼站在暹罗码头，素袍被海风鼓荡如帆，身后是刚刚卸下的几十箱书籍、农具、医典与一尊青铜佛像——那佛像面容慈悲，底座却铸着密密麻麻的《大明律》条文。车轮声中，他轻轻吐出一口气。这朝廷，终究还是需要些肯低头做事的人。哪怕那低头的姿态，本身便是一种无声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