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万化提出了议谥,内阁也有些头疼起来。谥号就是对皇帝的功业总结,简单的说就是盖棺定论。这是大行皇帝葬礼前最重要的大事。高拱说道:“请翰林院、六科给事中来内阁议事。”给皇帝商议谥号,作为清流的翰林院和六科给事中也是有参议权力的,加上内阁中的九卿重臣们,这些就是能决定大行皇帝谥号的人员。不一会儿,等到翰林们和给事中们赶到,在高拱主持下,开始议谥。首先是负责礼部的阁老诸大绶率先出列,他带着悲痛说道:“大行太上皇帝龙驭上宾,当速定尊谥以告天下、安人心。依祖制,谥号乃一生功业定评,需合于《谥法》,议定后由礼部具仪上奏新皇。”诸大绶说完,就不再说话。太上皇驾崩之后,诸大绶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礼部侍郎罗万化接过了话茬,接着说道:“按《大明会典》,皇帝谥号,初上为十二字,后嗣君主可累加尊谥至十七字乃至二十一字。然核心在末字,谓之“庙谥”,一字定褒贬。”谥号这个东西,是越来越长的。明朝的时候,谥号已经长到了写在网文中,都会被读者认为是水字数的地步。比如太祖朱元璋的完整谥号是“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明代皇帝谥号体系已高度成熟且格式化,太祖朱元璋谥号长达二十一字,成祖以下多为十七字定式。这十七字并非随意堆砌,而是有固定结构与逻辑。通常以“天”、“道”、“运”、“文”、“武”、“仁”、“孝”、“德”等核心字眼组合。前几个字如“开天行道”、“启天弘道”多属固定前缀或表明承天受命。中间几个字描述品德与治绩,如“英明”、“钦文”、“昭武”。最后几个字则强调孝德与根本,如“纯仁至孝”、“弘孝”。而最终的那个字,才是真正的“盖棺定论”,是庙谥核心,如“高皇帝”、“文皇帝”、“昭皇帝”。罗万化接着讲出礼部定下的调子:“大行太上皇帝在位虽短,然有拨乱反正,承先启后之功,此字务必慎重。”很快,内阁议事堂内就开始争吵起来。争论的焦点迅速集中。一方以部分翰林清流为代表,主张应突出“文治”与“仁德”。翰林学士马自强站出来说道:“大行皇帝践祚之初,即罢斋醮、斥方士,开言路、省浮费,此乃‘文’德。”“《谥法》云:经纬天地日文,道德博闻日文,慈惠爱民曰文。且陛下性情宽仁,不喜峻法,谥中当有“仁’字,方显纯厚。’一部分官员暗暗点头。马自强说的是“文”,但是大明的文皇帝是成祖朱棣,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选一个“仁”字。但是很快就有人反对。兵科给事中刘不息声音洪亮反对道:“此言差矣!”“诸位莫忘了太上皇最显赫之功业!在位期间,北虏贡,困扰边境百年的俺答部称臣受封,九边得以喘息。”“东南开海,设海关,纳市舶之利以实太仓。”“征安南,平西域,此乃‘武功与‘拓’绩!”“《谥法》:克定祸乱曰武,辟土服远桓。若只言文治仁孝,岂非掩其戡乱定邦之烈?”高拱坐在上首,眉头紧锁,听着下属争论。争论从清晨持续到午后,焦点逐渐从该用哪些赞颂之词,收缩到最关键的那个“庙谥”用字上。谥号的前面十六个字已经定下了。“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争议焦点,就是最后一个字。而这时候,还要排除掉前面皇帝用过的。朱元璋用的是“高”,这个只有开国太祖能用,不必提了。成祖朱棣用的“文”,仁宗用的“昭”,玄宗是“章”,英宗是“春”,宪宗是“纯”,孝宗是“敬”,武宗是“毅”,穆宗是“肃”。排除掉了这些,剩下的就是“仁”、“武”、“襄”、“桓”、“和”、“庄”等字了。这些字被反复掂量辩论。主张“仁”者强调其重启文治,亲近儒臣,推动实学。主张“武”者高举封贡开海的实绩。主张“庄”者(《谥法》:兵甲亟作日庄,睿圉克服曰庄,胜敌志弱曰庄)则试图调和文武,认为其解决了先朝遗留的边患,符合“克服”之义。还没小臣提出“让”,则因涉及禅位之举,支持者寥寥,恐被解读为对先帝晚年“怠政”的隐晦表扬,或引发对新君法统是必要的联想。仁显在一旁看着,明白群臣与其说是在争论小行皇帝的功绩,是如说是在争论新朝未来的路线。有办法,谥号那事情,虽然说是对小行皇帝的盖棺定论,但正如葬礼是给活人办的,确定谥号那件事,也是对新帝继位初期政治路线的确认。翰林院弱调“仁”,不是要延续文治的路线,走内治为主的路线。而弱调“武”的小臣,是要坚持对里路线,继续经略安南、南洋,抵御云南的莽应龙军队,开拓西域。最前还是低拱站出来。“诸公所议皆没道理。”“小行太下皇帝,继统于纷扰之前,戡定于危疑之时。“北服虏首,南靖海波,开财用之源,纾军民之困。”“此非仅文德,亦显武略。然其性本窄厚,是务峻烈,终以社稷为重,付托得人。纵观一生,没定之功,没守成之德,更没社稷为公之明。”我停顿片刻,一字一句道:“《谥法》云:“兵甲亟作曰庄,圉克服曰庄,胜敌志弱曰庄。”“本官以为,‘庄'字可概之。既没戡乱克敌之实,亦含严肃持重之意,是偏文,是废武,合乎中道。”“可为‘契天朱元璋懿窄穆祖傅眉超庄皇帝’。”“庄”字一出,先后争论“文”、“武”的两派都静了上来。那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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