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诵读祭文，缅怀炎黄先祖开拓之功，祈愿中华帝国新政昌隆、万民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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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祀礼毕，众人转赴太和殿，新年朝会正式拉开帷幕。

    太和殿内，龙椅之上的弘历神色沉稳，殿下文武百官肃立两侧。

    按历年朝会惯例，新年政务伊始，首项便是由财政部（原户部）呈报上一年度的国家财政收支总账。

    苏琦手持账册，声音洪亮。

    “启禀皇上、诸位同僚，炎黄历四千四百四十四年（中华十一年），中华帝国财政收入明细如下：

    税收总收入0.95亿银元。其中田税800万银元，因田税新政落地，多数农户无需缴税，田税规模大幅缩减。

    商税增至5500万银元，新经济政策放开盐引、鼓励实业，民间从商热潮兴起，贸易活跃度激增，商税随之大幅攀升。

    关税达3200万银元，西洋商船往来不绝，南洋贸易版图持续拓展，较上年实现显着增长。

    原盐政税已随盐引废除并入商税统一核算，不再单独列项。

    政府性基金收入合计900万银元，收入来源为煤矿、铜矿、铁矿、铅矿、锡矿等新探矿场的股权转让。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合计4700万银元。其中外贸司进账2000万，中华银行、交通银行的年度分红1400万。

    官营工坊（包含景德镇御窑厂、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局）经营收益300万，国有矿场年度分红1000万。

    转移性收入惊人，合计高达25.65亿银元。其中，倭国赔款1000万、俄国赔款1000万、京城叛乱抄家所得5亿、大乘教叛乱抄家所得20亿、缅甸战事所得4000万，其余杂项500万。

    其他收入合计3600万银元，包括旧币回收重铸带来的3000万收益，另有600万杂项收入，皆已按规入账，分文不差。

    全年财政收入合计高达27.52亿银元！”

    众人闻言，无不瞠目结舌、倒抽冷气！

    如此夸张收入，较去年足足翻了近七倍。

    这份震骇里，谁都心知肚明，这泼天财富的核心，是京城满人叛乱与大乘教之乱后的抄家清算！

    百余万涉案者中，大都是盘踞一方的富商巨贾、家底殷实的士绅豪强、世代承袭、手握特权的满人勋贵，这些人积累的巨额资产一朝尽没，才撑起了这份空前耀眼的财政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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