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9年正月，也就是苏轼被外放杭州的两个月前，因为此前被弟弟的贪污案而牵连的前宰相蔡确复官观文殿学士并兼知安州（今湖北安陆市）。
命运的安排就是这么的让人捉摸不定，当时的人们没有谁会想到这个看似不经意人事调动竟会引发北宋官场的一场超级地震。在这场政治迫害运动中，不但是变法派再遭重创，杀红了眼的保守派甚至连自己人也一起杀，整个北宋朝堂因此而一片大乱。
蔡确初到安州自然是要熟悉一番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山水地貌，于是他就去了一个叫车盖亭的地方观临山水。此次游历让这几年在仕途上波折不断的蔡确内心大为感慨，文人都有寄情于山水的情怀，蔡确一时间也是诗兴大发，他一口气连着写下了十首诗以记此行。
在当时的宋朝可没有什么不能在景区内乱写乱画的规定，蔡确写完诗之后他的随从就把这十首诗给刻在了岩壁之上。作为前宰相，蔡确来到安州为官自然是让当地为之轰动一时，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成为众人关注和谈论的焦点，而这刻在石壁上的十首诗就如蔡确如今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动态信息，一时间这十首诗在安州境内广为流传，慕名前去车盖亭观诗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蔡确当然不会觉得自己的所为有什么不妥，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以政治开明而着称于历代王朝的宋朝竟会因他的这十首诗而兴起一场了规模空前的文字狱。蔡确在这件事情上显然还是大意了，更丧失了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所应有的政治警惕性和敏锐性。苏轼的乌台诗案犹在眼前，树敌众多的他竟然把这个事给忘了，而他最不该犯下的大错就是忘记了在自己身边此时就有一个对其恨得咬牙切齿的无耻之徒——吴处厚。
吴处厚这人是仁宗年间的进士，其具体生卒年不详，但根据推断他和蔡确之间应该年龄相差无几，绝对不会超过十岁。此时的吴处厚是汉阳军知军，而这个汉阳军就紧挨着蔡确的安州，可他俩之间的关系何止是邻居这么简单，他俩的交集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产生了。当时还是一介默默无闻之辈的蔡确曾经跟吴处厚一起研习作赋，也有说法是蔡确拜吴处厚为师学习作赋，反正两人之前还算是关系融洽。不过，蔡确后来一路扶摇直上直至最后位极人臣，而吴处厚就惨了很多，一无家世二无门道的他在很多年里一直都是一个芝麻小官。他也曾努力奋斗过，甚至想过要以旁门左道为自己谋取个远大的前程，可最后终究是天意弄人，他的努力全都无果而终。
吴处厚早前的那个旁门左道正是与一直都没能生出一个健康儿子的仁宗皇帝有关。当年仁宗为子嗣问题而焦头烂额之际，吴处厚从司马迁的《史记》里找到了灵感。他上疏说仁宗皇帝之所以没能生出一个健康儿子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没有拜对神仙，随后他就跟仁宗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几乎都知道，如果你不知道那你可以去看一下电影《赵氏孤儿》。总之，吴处厚认为当年赵氏惨遭灭门之祸时正是靠了两位义士程婴和公孙杵臼的舍身相救才得以保全了赵氏一族唯一的血脉并在后来创立了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吴处厚就此建议仁宗派人去找到这二人的墓地然后好好地褒奖并祭祀一番这两位爱护婴儿的好同志，如此一番作为之后，这两位同志一定会在天上保佑仁宗后继有人。
看到这份奏疏仁宗猛地拍了一下大腿连连叫好，然后他给吴处厚升官为将作丞并让其去寻找这二人的墓地，墓地找到后仁宗还给这二人追封侯爵并立庙以祭。凡此种种都是为了仁宗能够生一个健康的儿子出来，但遗憾的是仁宗这一辈子终究还是无后，这也直接导致吴处厚的仕途再一次变得黯淡无光。也是因为此事，终英宗和神宗两朝吴处厚都没能雄起一把。这是明摆着的事，吴处厚的这个馊主意一旦应验了，那么宋朝的江山哪里还会有赵曙及其子孙们什么事，所以英宗神宗父子俩不待见他完全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就在吴处厚极度郁闷悲观之时，他的眼前再又闪现出一道耀眼的光亮——蔡确当宰相了。
想起之前和蔡确曾经有过的那么一段交情，吴处厚便厚着脸皮给宰相大人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只有一个：兄弟，能给咱一个好官当当不？蔡确显然是知道吴处厚的学识、能力和人品都有几斤几两，这个人根本就难入他的法眼。吴处厚就此在蔡确这里吃了个闭门羹，可他没有死心，转而他又去找了首相王珪。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如何让王珪把他给看上眼的，反正最后在王珪的举荐下吴处厚终于是得了个京官，而且还是一个品级不高（正八品）但却很有实权的官——大理寺丞。
这可以算是吴处厚与蔡确第一次交恶，但这还不至于让吴处厚把蔡确恨得咬牙切齿。
不久之后，刚刚履新的吴处厚接到了一桩棘手的案子，时任副宰相的王安礼（王安石的弟弟）与时任御史中丞的舒亶因为相互指责对方贪赃而被神宗下旨交大理寺审劾。吴处厚深知王安礼和王珪交情匪浅，而王珪又是他的恩人，于是他就准备拉一回偏架。就在这时，蔡确派人来暗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