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要这样说是因为苏轼在吕公着过世后的整整一个月里都在上疏请罢。苏轼如此力度的奏请也让高滔滔终于是绷不住了，再加上言官集团山呼海啸般的请罢苏轼的呼声，苏轼终于是在公元1089年的3月被正式下诏免去翰林学士之职改而以龙图阁学士兼知杭州。

    直到诏命下发之后苏轼才从同僚的口中得知自己最近一直都在被言官交相弹劾，他本以为高滔滔是因为他的“臂疾”才同意了他的请辞，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太皇太后在此期间为他挡住了多少的狂风暴雨。

    苏轼就这样从自己政治生涯的顶峰主动退了下来，但想必他应该是没有多少遗憾的。这几年的见闻让他再一次地见识和领略了朝堂之上的险恶，更是看清了包括司马光在内的这帮朝廷士大夫的真实面目。他亲自见证和参与了保守派的复辟以及随后对变法派的政治清算运动，在这个国家再一次处于转型过渡的阶段，他几乎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关键在于他想要做成的事也几乎都做成了。

    我们无法知道苏轼是否有过一个领袖群臣的宰相之梦，但依照他本人的心性而言这种可能性应该不是很大，虽然他也有一颗富国强民的远大之心，可他太清楚王安石走过怎样艰辛的一条路，更清楚王安石最后又是怎样的一番结局。所以，苏轼从不强求自己一定要做成什么事，他所追求的更像是一种“尽人事听天命”的洒脱和随性。

    相较于王安石，苏轼与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苏轼懂得随缘，而王安石则是有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超人魄力。当然，这也正是王安石的伟大之处。当一个国家积弊甚重并开始面临存亡议题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正是王安石这种勇于为国赴汤蹈火的人，哪怕会身背骂名。至于苏轼，他的所为同样值得敬重，他同样不计功名和得失，他能够做到急流勇退就远远超然于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