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踢他一脚。他就笑,笑着笑着又认真起来:“真的。你怎么这么好看。”
后来我想,大概所有好的日子,都是用来被后来的自己反复咂摸的。咂摸得久了,那点甜味儿就变成了苦的。
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节点。是渐渐地,像一只瓷碗裂了纹,最开始只是一道浅浅的痕,你不在意,照常用,后来那条痕越来越深,终于有一天,轻轻一碰,碎了一地。
他调了岗。从供电局调度室调到了外线班,说是升了班长,但工资没涨多少,活儿却翻了一倍。刮风下雨要抢修,过年过节要值班,半夜三更一个电话就得走。
我开始抱怨。一开始是小声嘀咕,后来变成了摔摔打打。他回家晚了,我就把饭菜扣在锅里不给他热。他解释,我不听。他哄我,我扭脸。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我真不是个东西。
但当时我觉得自己特别有理。我嫁给你,不是嫁给你那身工装和那辆抢修车的。我一个人守着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次卧还是空的,儿童房还是空的,你跟我说你在电线杆上待了四个小时——跟我有什么关系?
最凶的一次吵架,是在结婚第三年的冬天。
那天是我生日。他说好六点回来带我去吃饭,我等到七点,等到八点,等到九点。菜凉了热,热了凉,最后我坐在餐桌前,看着那个蛋糕,奶油上的“悦”字已经开始化了。
十点四十分,他推门进来,一身泥水,脸上还划了一道口子。
“南郊的变压器炸了,三千多户停电,我实在走不开——”他一边脱鞋一边解释,声音是哑的。
我没说话。
他走过来,从兜里掏出一个丝绒盒子,放在桌上。“生日快乐。我前天就买好了,本来想吃饭的时候给你的。”
我打开,是一条金项链,坠子是一颗小小的星星。
“林,悦。”他叫我,声音软得不像话,“对不起。”
我该说没关系的。我该说累了吧快去洗个澡。我该说这条项链真好看你给我戴上。
但我说的却是:“沈家明,你知不知道我今年多大了?二十八了。你知不知道妈这个月问了我几次‘什么时候要孩子’?五次。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在家有多害怕?打雷的时候我把所有灯都打开,电视开到最大声,还是怕。”
我说着说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就喊起来了。
“我要的不是项链!我要的是你!是你这个人!可你人在哪儿?你在电线杆上!你跟变压器过日子去吧!”
我把他那条金项链摔在了地上。
他没捡。
他站在原地,脸上的那道口子还在往外渗血珠子。他就那么看着我,眼睛里没有愤怒,甚至没有委屈,是一种比委屈更深的东西。后来我想了很久才想明白,那叫——无力。
他说:“悦悦,我累了。”
不是“林,悦”,是“悦悦”。两个字连在一起叫的,不带停顿的,像是不想再费那个心思了。
我浑身一颤。
他又说:“我真的累了。”
那天晚上他睡在了次卧。那间我们说过要当儿童房的次卧。
从那以后,裂缝就再也没合上过。
我们开始为各种事情吵。他忘了交电费,吵。我买了件贵衣服,吵。他妈来家里住了三天,吵。他值班没接我电话,吵。
吵到后来,连为什么吵都忘了,只剩下吵这个动作本身。像两个拳击手,已经不是为了胜负,只是机械地挥拳,因为停下来反而更可怕。
离婚是他提的。
那天是个周日,阳光好得不正常。他难得休息,做了一桌子菜,全是我爱吃的。红烧肉、糖醋排骨、酸菜鱼、蒜蓉西兰花,还炖了一锅玉米排骨汤。
我以为他是想和好。我甚至在心里想,只要他开口,我就顺着台阶下了。
他确实开口了。
“悦悦,我们离婚吧。”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给我盛汤。勺子碰到碗沿,发出一声脆响。
我盯着那碗汤,汤面上飘着葱花,油星子亮晶晶的。
“为什么?”我问。
“性格不合。”他说。
四个字,轻飘飘的,像菜市场称重时抹掉的零头。
我没哭。至少当时没哭。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咸了。他今天盐放多了。
“好。”我说。
就一个字。
去民政局那天下了雨。不大,细细密密的,跟筛面粉似的。
他打了一把黑伞,在民政局门口等我。看见我从公交车上下来,他把伞往我这边偏了偏。
“吃早饭了吗?”他问。
“吃了。”
“吃的什么?”
“沈家明,”我停住脚,抬头看他,“你是来离婚的,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