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但我现在脑子一团浆糊，需要一个人帮我理一理。你来了不用做什么，就坐在旁边就行。”
我想了想，反正手头的事也差不多了，就说好。
到她公司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整层楼只有她一个人，坐在工位上，面前摊着一堆报表和发票，电脑屏幕上是密密麻麻的Excel表格。
“你吃饭了吗？”我问。
“吃了，泡面。”她头也没抬。
我拉了把椅子坐在她旁边，看着她对着电脑敲数字。她的手速很快，但敲几下就停一下，皱着眉头看屏幕，然后又敲几下。
“这个表我已经对了三遍了，”她说，“借方和贷方就是差八千块，我怎么都找不出来。”
“要不要休息一下？脑子不清醒的时候找不到的。”
“不行，明天早上就要交。”她摇头，“我再对一遍。”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她很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不是李恬，是另一个人。谁呢？我想了半天，想起来了——是我自己。
我刚升主管那会儿，也经常这样，一个人在公司加班到深夜，对着报表和数据，一遍一遍地核对，一遍一遍地改。那时候我也有一个朋友，坐在旁边，不说话，就陪着我。
“行，我陪你。”我说。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笑了：“谢谢。”
那天的八千块，我们找到十一点才找出来。是一张发票的金额输错了，应该是八千三，输成了三百。李恬看着那个数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你说，人是不是也这样？”她突然说。
“什么？”
“明明只差一点点，但就是找不到问题在哪儿。等你找到了，发现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小数点、一个数字的事。”
我看着她，没说话。
“我跟张建国，可能也是这样。”她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问题，他对我也好，我也喜欢他，但就是差了那么一点。那一点在哪儿，我一直找不到。”
“现在找到了？”
“找到了。”她坐直身体，转头看着我，“那一点叫‘尊重’。他可以对我好，但他没办法把我当成一个跟他平等的人。在他的世界里，男人和女人是不平等的。男人可以强势、可以霸道、可以控制，女人就该听话、就该顺从、就该感恩。他对我好，是因为他觉得他应该对我好，不是因为他在乎我想要什么。”
她停了一下，笑了笑。
“我花了快两年才想明白这件事。你说我是不是很笨？”
“你不笨，”我说，“你只是认真。认真的人，总是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
她看着我，眼眶红了，但没哭。
“走吧，”她站起来，关了电脑，“我请你吃宵夜。”
“大半夜的吃什么宵夜？”
“烧烤！我知道有一家开到凌晨两点的。”
我们裹着大衣出了写字楼，外面很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李恬把红围巾围了两圈，只露出一双眼睛。
“田颖，”她的声音从围巾后面传出来，闷闷的，“你说，我以后还会不会遇到一个人？一个真的把我当人看的人？”
“会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值得。”
她停下脚步，把围巾往下拉了拉，露出嘴巴，笑了。
“你这个人，”她说，“说话真肉麻。”
“实话而已。”
“行，那就借你吉言。”她挽着我的胳膊，“走，吃烧烤去。”
那天的烧烤我们吃到了凌晨一点。李恬喝了两瓶啤酒，脸红扑扑的，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欢快。她跟我说她小时候的事，说她爸教她解方程，说她妈逼她学钢琴，说她第一次考cpA的时候紧张得把准考证号都填错了。
“你知道吗，我其实特别怕失败。”她说，啃着一串鸡翅，“我怕考不过，怕被裁员，怕找不到对象，怕让别人失望。所以每次遇到问题，我第一反应不是去解决，而是去想是不是我的错。”
“这是病。”
“我知道。”她点头，“得治。”
“怎么治？”
“先把那个让我得病的人踢出去。”她举着鸡翅，像举着一面旗，“然后再慢慢治。”
我笑了：“这个思路对。”
“对吧？”她也笑了，“我觉得我最近进步挺大的。”
“确实。”
“那我再进步一点。”她放下鸡翅，认真地看着我，“田颖，我想跟你坦白一件事。”
“什么事？”
“我之前跟你说，张建国让我辞职的时候，我说我差点就交了辞职信。其实——我交了。”
我愣住了。
“交了？”
“交了。”她低下头，“上个月的事。我去找我们经理，说我想辞职。经理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