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班，我顶着更重的黑眼圈到了公司。周姐看见我，什么都没问，只是给我泡了一杯热茶，放在桌上。
“谢谢周姐。”
“客气啥。”她拍拍我的肩膀，“有什么事跟姐说。”
“没事。”我笑了笑，“想通了一些事。”
“那就好。”
下午的时候，老板让我去会议室接待一个客户。我拿着笔记本和水杯走进去，看见一个男人坐在会议桌对面，正在翻看资料。
“您好，我是行政部的田颖，负责今天的接待。”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戴眼镜，穿深灰色西装，气质很斯文，像大学里教书的老师。但他的眼神很锐利，看人的时候像在扫描，让人有点不自在。
“你好，我叫顾远舟。”他站起来，伸出手，“从总公司来的，负责新项目对接。”
我跟他握了手，他的手干燥温热，力道适中。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负责记录会议内容，全程没怎么说话。顾远舟和老板讨论新项目的规划和进度，声音不大，但条理清晰，每个问题都能问到点子上。
会议结束后，老板让我送他下楼。
电梯里，顾远舟忽然开口：“田主管来公司多久了？”
“三年了。”
“三年，”他点点头，“那对公司的情况应该很了解了。”
“还好，就是做些杂事。”
“杂事？”他看了我一眼，“能把杂事做好的人，不多。”
我没接话。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他走出去，走到门口又回头：“对了，下周我还会来，有些资料需要你帮忙整理。”
“好的，没问题。”
他走了之后，我站在大厅里发了会儿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他看我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不是那种让人不舒服的打量，而是一种……认真。
算了，大概是我多想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过得像上了发条的钟。每天上班、下班、加班，回家倒头就睡。我不去看苏明辉的朋友圈，也不去看林薇的微博，我把他们的联系方式都屏蔽了，假装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两个人。
周姐说我变了很多，话少了，人也冷了下来。以前我是办公室里的开心果，谁不开心了我都能逗两句。现在我安安静静地坐在工位上，除了必要的工作交流，几乎不说话。
“你这样不行，”周姐说，“你得出去走走，交交朋友，不能把自己闷着。”
“我没闷着，我就是想安静。”
“安静什么安静，你就是放不下。”
我承认，我放不下。
但放不下又怎样？日子还得过，班还得上，饭还得吃。成年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学会把情绪调成静音。
顾远舟开始频繁来我们公司。每周至少来两三次，有时候是开会，有时候是看项目进度，有时候就是来坐坐。他和老板在办公室里聊天，我在外面整理文件，偶尔他出来倒水，会站在我工位旁边聊几句。
“田主管今天气色不错。”
“谢谢。”
“这个文件格式不太对，我帮你改一下吧。”
“不用，我自己来。”
他好像对我有一种超出工作范围的关注，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他不会像那些油腻的男人一样说暧昧的话，也不会刻意制造独处的机会。他就是很自然地、很得体地，出现在我生活的边缘。
有一次，我在茶水间泡咖啡，他走进来接水。
“你用的什么咖啡豆？”他问。
“超市买的，随便喝喝。”
“下次我给你带一包，我一个朋友在云南做咖啡，豆子不错。”
“不用了，太麻烦了。”
“不麻烦。”
第二天，他真的带了一包咖啡豆来，放在我桌上，旁边还贴了一张便签纸，上面写着冲泡的水温和比例。
我看着那张便签纸，看了很久。
他的字很好看，瘦金体，一笔一划都很端正。
周姐凑过来看了一眼，暧昧地笑了：“哟，有人献殷勤啊。”
“别瞎说，就是普通同事。”
“普通同事会给你带咖啡豆？还写便签？”
我没理她，把咖啡豆收进抽屉里。
又过了几天，我在公司加班到很晚。整理完最后一份报表，我关了电脑，走出办公室。走廊里的灯是声控的，我走一步亮一盏，走一步亮一盏，像走在一条光的河流里。
走到电梯口，我发现电梯坏了。
“不是吧……”我叹了口气，转身往楼梯间走。
楼梯间的灯也是声控的，但不知道是感应器坏了还是怎么的，我走了两层，灯就不亮了。四周一片漆黑，我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光柱在黑暗中晃来晃去，照出楼梯上积了不知道多久的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