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根刺，扎得更深了。
又过了两周，苏明辉约我吃饭。我特意打扮了一番，穿了他最喜欢的那条白裙子，化了淡妆。到了餐厅才发现，不是我们常去的那家，而是一家很贵的西餐厅，桌上摆着烛台和玫瑰花。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颖颖，”他坐在对面，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我想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
“我们……分手吧。”
烛台上的火苗跳了一下，像是被谁吹了一口气。
“为什么？”我的声音在发抖。
他没有回答，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我打开，里面是一张银行卡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密码，是他的生日。
“里面有二十万，”他说，“我知道你要六十万，我凑不够。这二十万是我的全部积蓄了，你拿着，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不要你的钱。”我把信封推回去，“我只想知道为什么。”
他站起来，椅子在地上划出一道刺耳的声音。
“没有为什么。不合适就是不合适。”
然后他走了。
就像现在这样，走了。
从民政局出来之后，我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了很久。秋天的太阳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可我的骨头缝里都是冷的。
手机响了，是林薇打来的。
“颖颖，听说你和苏明辉今天领证？恭喜恭喜啊！晚上出来吃饭庆祝一下？”
她的声音听起来那么真诚，那么热情，和往常一样。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颖颖？你在听吗？”
“在。”我清了清嗓子，“今天没领成，他临时有事，改天了。”
“哦……那改天也行。对了，周末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好。”
挂了电话，我把脸埋在手掌里。秋天干燥的空气吸进肺里，像砂纸一样磨。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出租屋在城北的老小区里，六楼，没有电梯。我爬楼梯的时候，腿像灌了铅，每一步都要用全身的力气。
开门进去，屋里还是早上出门时的样子——床上的被子没叠，茶几上放着昨晚吃剩的外卖盒，阳台上那盆绿萝快枯死了，叶子黄了一半。我走到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街道，车来车往，人声嘈杂，每个人都忙着赶路，好像只有我被按下了暂停键。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周姐。
“颖儿，明天部门开会，你把三季度报表整理一下，周一要用。”
“好。”
“你怎么了？声音听着不对。”
“没事，有点感冒。”
“多喝热水，注意休息。”
“嗯。”
挂了电话，我蹲在阳台上，抱着膝盖，终于哭了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是因为苏明辉？是因为林薇？还是因为那六十万？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我只是觉得委屈，觉得不甘心，觉得有一团东西堵在胸口，上不去也下不来。
哭够了之后，我去洗了把脸，对着镜子看自己。眼睛肿了，鼻子红了，像个兔子。
“田颖，”我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你到底想要什么？”
镜子里的姑娘没回答我。
周一上班，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到了公司。工业园区早上的空气里飘着化工厂的味道，门口的保安大叔冲我喊：“田主管，你的快递！”我接过来一看，是一箱打印纸，我上周在网上下单的。
“谢了啊王叔。”
“客气啥。”
公司不大，加上老板一共也就三十来个人。我坐在靠窗的工位上，打开电脑，开始整理报表。行政工作就是这样，琐碎、重复、永远做不完。但好处是，忙起来的时候，你就没时间想那些有的没的了。
中午吃饭，我和几个同事坐在食堂里。食堂的菜永远那几样——红烧肉、炒青菜、番茄蛋汤。周姐端着餐盘坐到我旁边，看了我一眼，说：“瘦了，脸都小了一圈。”
“哪有，我还觉得自己胖了呢。”
“别嘴硬。”周姐是公司里的“知心大姐”，四十出头，孩子都上初中了，但心态年轻，和我们这些小年轻打成一片。“是不是和苏明辉吵架了？”
“没有。”我低头扒饭，“分了。”
周姐的筷子停在半空：“分了？什么时候的事？”
“上周。”
“为什么啊？”
我沉默了一下，说：“彩礼没谈拢。”
“他要多少？”
“是我要的。”我说，“我要六十万。”
周姐的表情变了，不是惊讶，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无奈。
“颖儿，”她放下筷子，“你跟姐说实话，那六十万，是你真心想要的，还是别人跟你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