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悬在键盘上方，微微发颤。
三个月后，我回到了青石坳。
不是以专家身份，不是以资助方代表，只是林晚，一个回来的人。
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只是更粗了，树洞被水泥糊平，成了个圆圆的疤。新修的柏油路从镇上直通村中，光洁，平整，倒映着蓝天白云。我沿着它往里走，经过村委会、小超市、快递代收点，最后，拐上那条熟悉的田埂路。
它还在。
只是加宽了，铺了碎石，两侧种了冬青，中间嵌着青砖，砖缝里钻出细小的蒲公英。我蹲下身，手指抚过那些砖面，触感冰凉坚硬，可砖缝里渗出的湿润气息，还是三十年前的味道。
我一路走，一路看。
小学变了样。三层教学楼，红瓦白墙，塑胶跑道在阳光下泛着柔光。我站在校门口，看见陈砚正带着一群孩子在操场边挖坑。他们穿着统一的蓝色校服，小脸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手里拿着小铲子，认真地把一株株嫩绿的桑树苗栽进土里。
他比从前瘦了，鬓角有了清晰的白，衬衫袖子依旧挽到小臂，露出结实的小臂线条。他弯着腰，耐心地帮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扶正树苗，又用脚轻轻踩实周围的土。
小女孩仰起脸：“陈爷爷，桑树长大了，真能结好多好多桑葚吗？”
陈砚直起身，擦了把汗，笑了：“能。等你上三年级，它就结果了。到时候，咱们摘了，煮桑葚膏，给全校娃娃吃。”
他转过头，目光穿过操场，落在我身上。
时间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风停了，蝉声歇了，连孩子们的喧闹都退成了模糊的背景音。
他就那么看着我，没走近，没说话，只是站在那里，像三十年前那个捧着荠菜汤的少年，像二十年前那个在田埂上敬礼的青年，像十年前那个在电话里说“地还在，人就还在”的中年人。
我慢慢走过去。
停在他面前一步远的地方。
他低头，看了看我脚上那双崭新的、沾着一点泥的平底鞋，又抬眼，目光落在我脸上。
“晚晚。”
我点头。
他没问“怎么回来了”，没问“这些年过得好不好”，只是侧身，让开一点位置，指着操场边那排新栽的桑树苗：“你看，它们根须还短，得天天浇水，扶正。可只要土够厚，光够足，它们自己就知道怎么往上长。”
我看着那些嫩芽，叶片薄得透光，脉络却清晰可见。
“陈砚，”我开口，声音有点哑，“我带了东西回来。”
他挑眉。
我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拿出一个褪色的蓝布包。解开，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纸——是我当年在幼儿园用的教案本，边角卷曲，墨迹被岁月洇开，字迹却依然清晰。我翻到其中一页，上面画着歪歪扭扭的野菜图，旁边标注着：“荠菜：三月生，叶羽状，味甘平，入肝脾经……”
底下，一行小字，是我当年写的：“陈砚教的。他说，地里长出来的东西，名字不能错，错了，心就丢了。”
陈砚静静看着，没接，只是伸出手指，轻轻拂过那行字。他的指尖粗糙，带着常年握粉笔和锄头留下的薄茧，蹭过纸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你记得。”他说。
“记得。”我答。
他忽然弯腰，从脚边拿起一个小铁桶，里面是半桶清水。他蹲下，示意我蹲下。我依言，膝盖压着微凉的塑胶跑道。
他舀起一勺水，缓缓浇在离我们最近的一株桑苗根部。水流渗进土里，迅速消失，只留下深褐色的湿痕。
“晚晚，”他声音很轻，却像种子落进松软的泥土，“地没变。它一直在这儿，等你回来认它。”
我看着那圈湿润的泥土，看着水渗下去的地方，忽然想起十六岁那年，我蹲在田埂上，手指插进泥土里，凉、润、微腥。
原来，我从未真正离开。
我只是把根，暂时盘绕在了别处。
而土地，从不催促。它只是沉默地等待，用四季轮回，用草木枯荣，用每一粒被风带走又吹回的尘埃，提醒你：你从哪里来，你的名字，刻在哪道垄沟里。
那天傍晚，我留在了青石坳。
没住村委会安排的招待所，而是去了老屋。陈砚家的老屋翻新了，土坯墙换成了青砖，屋顶铺了琉璃瓦，可那扇吱呀作响的榆木门，他留着，只是重新刷了桐油，颜色更深了，纹理更亮了。
晚饭是陈砚做的。灶台还是老式的柴火灶，他蹲在灶膛前添柴，火光映着他半边脸，明暗交错。我坐在小凳上剥蒜，蒜皮纷纷扬扬，像一场微型的雪。
“你还会烧火？”我问。
他头也不抬：“手没忘。”
饭很简单：荠菜豆腐汤，清炒野苋菜，蒸红薯，还有两碗新蒸的糙米饭。
我们坐在院中老槐树下吃饭。月亮升起来了，很圆，很亮，把院子照得如同白昼。那棵老槐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