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头。
我指了指自己胸前的布扣：“第三颗，掉了。”
他脚步一顿，没说话，第二天放学时，他站在我办公室门口，递来一枚磨得发亮的铜扣，背面用小刀刻着一个极小的“砚”字。
“我妈留下的。”他说，“她做衣服，总爱在扣子上刻点东西。”
我把它缝在蓝布衫上，针脚歪斜，可那枚铜扣，从此成了我身上最亮的一点。
情，在青石坳，从来不是挂在嘴上的词。它是陈砚悄悄把我班里那个总尿裤子的胖墩儿带到他家后院，教他辨认蚯蚓和蚂蚁窝，说“土里有活路，人也一样”；是我冬天凌晨五点起床，踩着霜去镇上买新鲜豆腐，只为给陈砚熬一碗热豆浆——他胃不好，空腹上课会疼；是暴雨夜山洪冲垮了通往小学的石桥，他背着两个低年级学生蹚过齐腰深的浑水，回来时浑身湿透，嘴唇发紫，却先摸出怀里用塑料袋裹严实的教案本，递给我：“明天你代我上《荷花淀》，第二课时，我批注在页边了。”
我们没拉过手，没说过“喜欢”。最亲昵的一次，是他发烧到三十九度，我端药进去，他昏沉中伸手攥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嘴里喃喃：“别走……地裂了……扶我一把……”
我坐在床沿，任他攥着，直到他烧退，手松开，我才发觉自己手腕上留下四道浅红指印，像土地干涸后裂开的细纹，几天都没消。
1993年秋，我二十二岁，陈砚二十四岁。
那年青石坳第一次通电。电线杆沿着田埂一根根竖起来，银亮的铝线在夕阳下闪着冷光，像一条条悬在空中的河。全村人都围在村口看电工架线，孩子们追着火花跑，大人议论着以后能用上电灯、电扇，甚至——有人小声说——电视机。
夜里，我坐在院中竹床上纳鞋底，煤油灯的光晕在墙上晃。陈砚来了，没带手电，只揣着一包瓜子，坐在我对面的小凳上，一颗一颗剥，壳扔进搪瓷缸里，噼啪轻响。
“晚晚，”他忽然说，“我想修条路。”
我抬头。
“不是水泥路，”他望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影，“是田埂路。宽一点，能过手扶拖拉机。从东坳口，一直通到西坡的梯田。”
我愣住：“谁出钱？”
“我攒的工资，加上你帮幼儿园申的‘乡土教育试点’补助，再找乡里批点物料。”他顿了顿，“还有……我爹留下的那块自留地，我想把它捐出来，换村委支持。”
我手里的锥子停在半空。那块地，是陈家最后的体面。三分二厘，紧挨着溪流，土最肥，种的红薯能长成人胳膊粗。陈伯临终前，把地契塞进陈砚手里，说：“这是根，断不得。”
“你真想好了？”我问。
他点头，把一颗剥好的瓜子仁放在我摊开的掌心。温的，微咸。
“地养人，人也得养地。”他重复父亲的话，声音很轻，却像犁铧翻开了我心底最硬的一层土。
我们开始干。
没有图纸，陈砚就蹲在田埂上，用树枝在地上画；没有测量仪，他拿步子量，一步七十五厘米，来回走了八百三十七次；没有劳力，他白天上课，晚上带着几个初中毕业没升学的青年，用铁锹、镐头、扁担，一寸寸拓。我白天带孩子，夜里就给他缝补磨破的裤子，熬姜糖水，把教案搬到田埂边的树荫下批改，等他歇息时，递上一碗水，听他讲哪段坡太陡，哪处地基虚，哪块石头得撬出来垫路基。
最苦的是冬至前后。地冻得梆硬，一镐下去，震得虎口发麻，火星子直冒。陈砚的手裂了口子，血混着泥，结成暗红的痂。我拿来家里腌咸菜的猪油，趁他睡着，一点点涂在他手上，再用干净纱布包好。他半夜醒了，没睁眼，只翻过手掌，轻轻覆在我手背上。
那晚月光极亮，照着新翻出来的冻土，泛着青白的光，像凝固的浪。
路修到一半时，县教育局来人考察“乡土教育融合实践”，点名要听我的课。我带孩子们在田埂上认野菜：荠菜清热，蒲公英解毒，车前草利尿……陈砚蹲在不远处，帮孩子们把挖出的野菜根须上的泥刮干净，再教他们怎么把嫩叶掐下来，码进小竹篮。
领导问：“林老师，您觉得乡土教育，核心是什么？”
我看着陈砚沾着泥的侧脸，说：“是让孩子知道，自己是从哪块土里长出来的。根在哪，心才不飘。”
领导点点头，又问陈砚：“陈老师，您放弃省城机会，扎根乡村教育，后悔过吗？”
陈砚直起身，拍掉裤腿上的土，望向远处起伏的山峦，那里有我们修了一半的路，弯弯曲曲，却执拗地向前延伸。
“不后悔。”他说，“土地记得所有俯身的人。它不说话，可它把人种进自己身体里，长成树，开出花，结出果——果熟了，自然会落回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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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腊月廿三，小年。
我们修的路，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