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从不说话，但它记得一切。
我叫林晚，二十九岁，回乡第三年。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还在，树皮皲裂得更深了，树洞里塞着的铁皮盒子，早被雨水泡烂了。可我记得——十五岁那年，我把一封没署名的信折成纸鹤，塞进去时，指尖发颤，心跳声盖过了蝉鸣。
信里只有一句：“陈砚，你割麦子的样子，像把刀，割开了我整个夏天。”
我没敢写“喜欢”，只写了“像”。
可陈砚还是知道了。
他没拆信，也没找我。只是第二天清晨，我挎着竹篮去坡上采野莓，远远看见他站在麦田中央，赤着脚，裤管卷到小腿肚，正弯腰扶起一株被风刮倒的麦子。晨光斜斜切过他肩胛骨凸起的线条，汗珠顺着脊沟往下淌，在麦芒反光里一闪，像一滴没落下来的泪。
他听见脚步声，直起身，朝我望过来。没笑，也没说话，只把手里那株麦子轻轻插回土里，用脚跟压实。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有些情，不必开口，土地就替你埋下根；有些话，不必说破，麦穗低垂时，风一吹，全抖落进泥土里。
——那是2009年，我高一，他高三。
我们之间隔着一道窄窄的田埂，也隔着整个青春期不敢越界的羞怯。
陈砚不是我们村的。他是镇上中学的借读生，父母离异后，母亲改嫁，父亲酗酒，他初中毕业就辍学，在镇农机站打零工，偶尔来村里帮人修拖拉机、接电线、焊篱笆。他来得勤，因为村里最老的电工陈伯是他远房叔公，也是唯一肯收留他吃顿热饭的人。
而我，是村里小学教师的女儿，成绩好，话少，爱在作业本空白处画麦穗、画云、画一只歪歪扭扭的纸鹤。
我们第一次真正说话，是在晒谷场。
那天暴雨突至，刚摊开的稻谷还湿着，风卷着雨点砸下来，金黄的谷粒在泥水里打滑。村民呼啦啦全涌向晒场，我和几个同学也被老师赶去帮忙抢收。我踮脚抱起一簸箕谷子往仓房跑，半路脚下一滑，整个人摔进泥坑，簸箕飞出去，谷粒混着泥浆泼了一地。
没人顾得上我。
只有陈砚停下手里的活儿，走过来，蹲下，没看我狼狈的脸，只伸手把簸箕捡起来，用袖子擦了擦内壁，又从旁边拎起半袋干稻草铺在泥地上，示意我踩着过去。
我愣着没动。
他抬头，眼睛很黑，眼尾有道浅浅的疤，像是被什么划的，不狰狞，却让那双眼睛显得格外沉。
“踩。”他说，声音不高，像碾过石磨的谷粒，粗粝，但稳。
我踩了。
他托住我的胳膊肘，力道很轻，却让我站稳了。然后他转身，抄起铁锹，三下五除二把散落的谷子铲进簸箕，又一趟趟运进仓房。等最后一簸箕倒进粮囤，他额角全是汗，头发湿漉漉贴在额角，衬衫后背洇开一大片深色，像一幅未干的墨画。
我站在仓房门口，抱着自己空荡荡的簸箕，忽然觉得喉咙发紧。
不是因为摔疼了，而是因为他弯腰时，后颈露出的一小片皮肤，白得晃眼，和他沾满泥灰的手形成一种近乎疼痛的对比。
那天之后，我开始“偶遇”他。
他修水泵，我就去井边打水；他帮李婶补猪圈篱笆，我就牵着妹妹在隔壁菜园摘豆角；他傍晚骑那辆叮当响的二手自行车路过我家院墙，我就刚好在院里晾衣服，把一件蓝布衫抖得哗啦作响，仿佛那声音能盖住自己擂鼓般的心跳。
他从不主动搭话，可每次我走近，他手上的活儿总会慢半拍。拧螺丝时，指节会无意识地绷紧；焊铁皮时，护目镜后的睫毛会微微颤动；甚至只是蹲在路边抽烟，烟头明明灭灭，目光也会追着我的影子，从青石阶移到泥墙根，再移回自己沾着油污的球鞋尖上。
我们之间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却比任何情书都更密实。
直到那个蝉声炸裂的午后。
我坐在老槐树浓荫下抄《诗经》，抄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笔尖一顿，墨团晕开一片。陈砚就坐在我斜后方的矮墙上，修一台坏掉的收音机。他拆开后盖，镊子夹着细如发丝的铜线，一点点接驳。阳光穿过树叶缝隙，在他手背上投下晃动的光斑。
我假装翻页，余光却黏在他手上。
他忽然开口：“‘依依’是什么意思？”
我吓了一跳，笔尖戳破纸页。
他没看我，镊子仍稳稳悬在半空：“广播里放《采薇》，女声念这句，我听不懂。”
我合上本子，耳根发热：“……是轻柔的样子。柳条随风飘，舍不得人走。”
他“嗯”了一声，终于抬眼。
风恰好掠过树梢，槐花簌簌落下，有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