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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这儿。”他指着一处低洼，“雨季积水，得挖导流沟。那边朝阳，适合搭初苗棚。再往北，土层厚，三年后移栽大苗。”他语速平缓，像在讲述一件早已注定的事。
我听着，忽然开口：“林砚。”
“嗯？”
“如果……三年后，蓝莓没活呢？”
他静了一瞬，然后弯腰，从土里捡起一枚被遗落的杏核——去年果园尚在时，孩子们常来偷摘，随手扔下。他用指甲刮掉表面浮泥，露出底下深褐油亮的硬壳。
“阿沅，”他说，“杏核埋进土里，没人知道它会不会发芽。可它自己知道。它知道土温够了，水分够了，黑暗够久了——它就会顶开上面的石头，往上钻。”他把杏核放在我掌心，温热的，“人也是。只要根扎下去，就不怕慢。”
我攥紧那枚杏核，棱角硌着掌心，微微发疼。
后来，我们真的开始了。
没有仪式，没有合同。只有一张他手绘的“合作备忘录”，贴在苗圃最初搭起的简陋木棚内壁上。上面写着：
甲方：林砚（负责技术、采购、灌溉）
乙方：沈沅（负责记录、除草、浇水、看护）
丙方：土地（提供基质、水分、养分，享有全部收成的百分之三十——以鲜果形式结算）
最后一条是他加的，括号里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笑脸。
我们没提“情”字。
可情，早就在土里生了根。
它长在清晨五点我提桶浇灌时，他默默接过去，把最沉的半桶水换到自己肩上；长在我被马蜂蜇了手背肿得发亮，他翻遍三本《中草药图谱》，蹲在溪边采来半夏捣烂敷上，指尖冰凉，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什么；长在暴雨夜棚顶被掀开一角，我们浑身湿透跪在泥水里用麻绳加固塑料膜，雨水顺着他的睫毛往下淌，他忽然转头冲我笑，牙齿很白：“沈沅同志，咱这算共患难了吧？”
我点头，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那晚回去，我在日记本上写：“今天，林砚的手腕上有道新鲜的擦伤，血丝渗出来，像一道小小的、倔强的红线。”
没写“我想吻它”。
但我知道，那念头比藤蔓还密，比野草还韧，缠着我的心跳，一圈又一圈。
第二年春天，第一批蓝莓苗活了。
不是全活。三百株，死了四十七棵。林砚蹲在死苗旁看了很久，手指捻起一撮土，在指间揉碎，又凑近闻。最后他没说话，只默默拔掉枯茎，把坑挖得更深些，换上新土，重新栽下补苗。
我陪着他。
黄昏时分，我们并排坐在田埂上啃冷馒头。他忽然说：“阿沅，我收到农大的录取通知书了。”
我咬了一口馒头，麦香微涩。
“恭喜。”
“嗯。”他望着远处，炊烟正从各家屋顶袅袅升起，“九月走。走之前，把滴灌系统装好，育苗棚加固完，再教你辨认三种常见病虫害。”
“好。”
他侧过脸看我，夕阳把他的睫毛染成金色：“你……会等我吗？”
风停了一瞬。
麦浪凝固。
我低头，看见自己沾着泥点的布鞋尖，轻轻点着地面。
“林砚，”我声音很轻，却没抖，“你记得去年中秋，你送我的那盒月饼吗？”
他点头：“五仁的。你嫌油腻，只吃了两块。”
“第三块，”我抬眼，直视他，“我掰开一半，埋在咱这坡地最南边的梨树桩底下。我说，等它发芽，你就回来。”
他愣住。
“可梨树桩不会发芽。”
“我知道。”我笑了，眼眶发热，“可我想让它等。像我等你一样。”
他久久没说话。然后，他慢慢伸出手，不是牵我，而是轻轻拂去我鬓角沾着的一小片草屑。指尖擦过皮肤，像一粒火星坠入干草堆。
“沈沅，”他声音哑了，“我回来那天，第一个找你。”
“好。”
我们没拉钩，没签字，没立誓。
可那一刻，土地记得。
它记得我埋下那半块月饼时，指尖的颤抖；记得他拂去草屑时，呼吸的停顿；记得我们之间隔着三寸空气，却比任何契约都更沉、更烫、更不可违逆。
他走那天，我没去车站。
我去了坡地。
独自一人，把所有活苗的叶片都仔细擦了一遍，用干净的软布。擦到第七十三株时，手开始抖，布上沾了水渍——不知是露水，还是别的什么。我蹲在地头，把脸埋进膝盖，肩膀无声地耸动。
直到听见自行车铃声由远及近。
我猛地抬头。
林砚站在田埂上，没穿校服，就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车后座绑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他跳下车，朝我走来，步子不快，却一步一声